常德，地处湘西北，头枕长江，腰缠二水(沅江、澧水)，史称“川黔咽喉，云贵门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常德全境是湘鄂西、湘鄂川(渝)黔革命根据地属地。

中秋时节，我们“老区行”采访组满怀敬仰之情走进这片红色土地。熟知常德红色历史的同志冒酷暑、串山乡，引导我们瞻仰着一处处革命遗址遗迹，讲解着触动心灵的革命故事，述说着耐人寻味的红色文化……

几日寻访，静心品味，中国革命之所以在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旧中国爆发，以摧古拉朽之势从胜利走向胜利，常德红色往事蕴含了历史必然。

▲石门烈士陵园安放着2485位有名有姓的烈士墓碑。胡佳/摄
 

真理的力量

“这里是‘真理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展示馆’……”跟随常德市鼎城区石板滩镇红烨红色文化园讲解员的引导，我们又一次全面见学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常德城北太阳山下的石板滩镇是“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赵必振的家乡。

赵必振出身官宦之家，但以书香传家是族训。清末年间，青年赵必振深感朝廷腐朽没落，认为“要救中国，须先倡导新思想”。他不畏官方封杀，先后翻译出版《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近世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变换世界模样的著作，称马克思是“一代伟人”，《共产党宣言》是“一大雄篇”，《资本论》是“一代大著述”，“吾人不能不近而取之”。这期间，“中国宪政之父”、常德桃源县人宋教仁，近代民主革命家、常德临澧县人林修梅，历史学家、桃源县人翦伯赞，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这些崭新的学说一时成为“有志者请急先睹”的“惊世之作”，得天独厚地植入了常德有识之士、特别是热血青年的心间。

1921年4月，时任共产主义湖南小组负责人的毛泽东来到常德安乡。在护城河边的吊脚楼里，毛泽东一口地道的湘潭话作开场白：“现在就来个开门见山，下田割谷。四年前，俄国十月革命获得成功，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我国1919年五四运动后，各地的进步团体都在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寻找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我们今天到安乡来，一是会会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啰，二是听听大家对当代中国的看法和意见，要请你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啦!”

参加座谈会的有七八个人，有毛泽东的湖南一师同学，也有安乡各界的精英。毛泽东边听边记边提问，不时对大家说：“封建地主和土豪劣绅，是几千年专制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与帮凶，他们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官、封三座大山不倒，国家没有希望，民族没有希望，人民没有希望。我们必须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彻底推翻资产阶级，铲除帝、官、封三座大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让工农大众充分享受民主、自由、平等的生活，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希望，人民才有希望。”毛泽东的一席话，让参加座谈会的人眼界一新，豁然开朗。座谈会后，毛泽东在同窗好友的陪同下，考察了安乡的水患和农民的现状，还察看了潘波造反的地方和范仲淹的读书台。

毛泽东离开常德不久，湘西北第一个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团体——省立二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浅说》《社会进化史浅说》等书籍一时成为青年人启化觉悟的至尊武器。17岁就读于省立二师的开国大将粟裕回忆说：“当时我们传阅的书刊有《共产主义abc》……我是十分认真地精读这本书的。此外，还读了其他共产主义理论书籍。传阅的期刊有《向导》《中国青年》等杂志……当我一旦明白必须推翻旧世界和建立共产主义新世界的道理，就觉得少年时代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侠思想是多么幼稚可笑，后来的彷徨、苦闷，思路又是多么狭窄。我决心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建党早期，常德就有以林伯渠、朱务善、朱莽、何资瑜、颜昌颐、许之祯、鲁易、于光龙、邓洁、罗宁、詹乐贫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员23人。1922年6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这是当时全国最早的地方团组织之一。1923年春，成立了中共常德支部。当时湘区执委只有长沙党支部和常德党支部。1925年11月，成立了代号为“黄叔夷”的中共常德特别支部。1926年2月，成立了代号为“杨芝华”的中共常德地委。至1927年3月，常德地区建立地委1个、县委4个，支部80多个，发展党员1300多人。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常德党组织按照“坚决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以帅孟奇、廖新夏、白荣华、文士祯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持续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

1949年7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旗帜插上常德城头。8月4日，以方用为书记的国统区“地下党组织”——中共湘西工委同以乔晓光为书记的解放区“地上党组织”——中共常德地委胜利会师。一批批追求真理的共产党人踏着先辈的血迹开启了时代主人的新征程。

今日，在被誉为湘西革命摇篮的常德一中(原湖南省立二师学堂)校园里，校友林伯渠、宋教仁、蒋翊武、翦伯赞、辛树炽、滕代远、粟裕、廖汉生、卓炯等铜像伫立其间，他们是那段火红岁月的奋斗者、见证者，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常德人民的骄傲。
 

组织起来的行动

百年前的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同样伸到了常德，到处办教会，占良田;到处推销洋货，压制了民族工商业;反动政府、地主团防欺压百姓，大肆勒索盘剥钱财，加之战乱天灾，国家生灵涂炭，社会民不聊生，劳苦大众生存无望，怨声载道。

1926年，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关于《湘西问题决议案》中写道：“湘西人民，尤其是农民，在这种黑暗政治之下，担负重大之税捐，受着兵匪之骚扰，简直是有田不能耕，生机完全断绝……”。1925年常德遭受严重旱灾。黄州区的农民廖香奎佃种了恶霸地主杨仲达几亩地几乎颗粒无收。地主照常上门逼租，对廖香奎说：“田里有收无收我不管，这是你的八字;租谷一粒也不能少，这是我的权力;没得谷抵屋，没得屋抵人。”廖香奎无力应对，只得将女儿抵给了杨仲达做仆，又把第二个男孩卖给了人家。

在人吃人的旧社会，劳苦大众走投无路，忍无可忍，抗税抗租、杀恶霸袭官衙的案例时有发生，可是，到头来害上加害的还是求告无门的百姓。

大革命时期，在“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工农运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标语铺天盖地。求路无门的常德人民，一下有了新生的希望，有了依靠的旗帜。

1926年，常德各县建立工会组织60多个，会员2万多人;建立县、区、乡农民协会330多个，会员数十万人。工农革命运动在动摇旧政权、抑制苛捐杂税、评判神权族权、实行男女平，以及支援北伐战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接受了没有掌握枪杆子的教训，号召全党把工农大众不仅要组织起来，更要武装起来。党中央随即作出《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共常德地方党组织迅速贯彻落实，组织发动工农武装进行秋收暴动和年关暴动。1927年9月10日凌晨常德县打响“文甲起义”第一枪。8月澧县农民自卫军与公安县农民自卫军汇合，成功袭击由公安开往沙市的国民党军队，歼敌200余人，缴获步枪100余支。同时，石门新河关暴动、南溪暴动，临澧栗山暴动、汉寿年关暴动等也先后爆发。

1927年11月中旬，共产党员徐才益和周维成在桃源县栖凤乡发起暴动，在青龙寺宣布成立徐溶熙苏维埃政权。经过几个月的武装斗争，徐溶熙苏区的游击大队发展到300多人，100多条枪，形成了一个管辖桃源9乡，方圆几十里的武装割据政权。成为湘西北第一个红色政权，常德人民首次当家做了主人。

1928年5月初，在中共湘西特委、石门县组织指挥下，在寺垭铺打响了南乡起义第一枪。起义武装枪杀恶霸，刀劈团总，击毙警备数人，起义不到3个月，革命队伍发展到900多人600多条枪，形成了以太浮山为中心，纵横100多公里的革命根据地，为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建设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拯救苦难深重的人民大众，中国共产党用模范的行为、耐心的工作唤醒了亿万劳苦大众，把一片散沙的工农群众组织起来，让中国人民由被动的任人宰割变为主动的革命行动，让星星之火汇成燎原烈火，最终夺取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只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依靠绝大多数人搞运动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得到。
 

牺牲的精神

寻访中，常德市老促会的同志送给我们一套他们编纂的常德老区史书，其中一本厚重的《常德老区遗址遗迹》一下子把我们带进了那如火如荼的革命战场。遍布常德老区的300多处革命遗址遗迹，处处承载着先辈们浴血奋斗的历史，处处浸透着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印记。

位于石门县双桥村画墙岭的“石门烈士陵园”，在近万平方米的烈士安息区安放着2485位有名有姓的烈士墓碑，其中红军烈士占85%。临澧太浮山上的“湘鄂西苏区太浮山武装斗争纪念碑”镌刻着8年间在太浮山武装斗争中牺牲的426位临澧、石门籍英烈的名字。鼎城区万寿山上13米高的“文甲起义纪念碑”寓意着起义首战牺牲的13位烈士永垂不朽。津市市澧水江畔的大巷口战场纪念碑祭奠着500多个红军英灵……。据记载，逾万名常德儿女血洒祖国大江南北。当年42位常德籍的县委书记仅有1位迎来新中国的曙光，6700多位常德革命先烈的鲜血浸透在创建共和国的征途上。

寻访路上，常德老促会会长刘春林满怀沉痛心情讲述了王悦贞烈士夫妻凛然就义的壮举：妻子王悦贞是常德县人，曾任县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庭长;丈夫翦去病是桃源县人，时任湖南省工会秘书长。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1928年夏，因叛徒出卖，夫妻同时在常德万寿街住处被捕，受尽折磨，坚贞不屈。7月27日，王悦贞被押赴刑场，行刑前她一眼看见母亲抱着自己不满周岁的儿子簇拥在人群中，她毅然推开刽子手，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体移步靠近母亲，含泪接过心爱的宝宝，席地而坐，敞衣让亲骨肉吸吮着最后一腔乳汁。“开枪吧刽子手!我永远不会屈服于你们的!”这是母亲留给孩儿的绝命誓言。王悦贞牺牲后第8天，她的丈夫翦去病也在同一刑场英勇就义。言谈间，飞驰的中巴车里一时沉默肃静，大家聚焦刘会长的视线即刻模糊起来。

“先烈之名，永垂青史。先烈之魂，光耀千秋。先烈之功，壮美山河。”让我们永远铭记镌刻在石门烈士纪念碑上的祭文吧。
 

元帅的足迹

穿越湘西北的澧水，自西向东把桑植、石门、澧县、津市连在一起。开国元帅贺龙就出生在澧水上游的桑植县洪家关。少年贺龙以愤世嫉俗、仗义疏财，敢于同恶势力抗争而闻名乡里。贺龙从随父亲作裁缝、跟马帮经商到投身从戎、成为主政一方的革命根据地统领，走遍常德山山水水，与常德人民结下深厚的情谊，特别是在追求革命理想、探索革命道路的征途上书写了光彩的篇章。

1921年9月的一天，贺龙的司令部迎来两位客人。一位是介绍他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陈图南，另一位是陈图南留学日本的同学花汉儒。好客的贺龙留客人在桃源住了两个星期，业余时间多次与他们纵论天下。两位客人一个是无政府论者，一个是社会主义论者，争论的话题都是贺龙倍感新鲜的东西。贺龙越听越感兴趣，还不时插话问些弄不清的问题。争论中他还是觉得花汉儒说的在理，听起来靠谱。他多次请花汉儒介绍苏俄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情况。

贺龙后来回忆说：“谈社会主义的，我听得条条有道理。我就问花汉儒，有没有谈社会主义的书，他找了一些书念给我听。过了几天，我又问他，有没有这样的党，他说有个国际党。我对于这个印象是很深的。对于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讲的党，对我很有帮助。这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相当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共产党了。”

1925年3月，贺龙率建国军进驻澧州并兼澧州镇守使。一日，一名不速之客来到贺龙驻地，见面就说：“贺师长，我姓郭，单字一个亮。”贺龙一听，猛地想起湖南有共产党组织，毛泽东、郭亮、夏曦都是赫赫有名的共产党人。定睛一看，这不就是之前在益阳城演讲的那个人吗。这时，郭亮笑道：“师长，我这红脑壳人来你这里，你不会怪罪吧?”“郭先生，我贺龙什么脑壳都见到，就是没见到红脑壳，很想见见。郭先生今日的到来，我贺龙求之不得呀。”贺龙爽快地回应访客。接着双方谈了当前局势，郭亮择机把一封密信交给了贺龙。

原来，当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全国局势陡然急变，贺龙的上司、建国军司令熊克武被囚虎门，所属主力全军覆没。于此同时，反动派又把黑手伸向了贺龙，密谋用“鸿门宴”除掉在澧州的贺龙。为争取贺龙，共产党派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湘西特委书记郭亮带着意外获得的反动派加害贺龙的密信来作贺龙的工作。

贺龙见过密信，握住郭亮的手说:“郭先生，我贺龙不会忘共产党的恩德的。”郭亮说:“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如果我们这个党不为老百姓办事，师长不但反，而且会坚决地反!”贺龙听后说:“郭先生，咱就直说吧，我觉着你们共产党说的道儿不赖。往后，你们有什么难处，尽管给我提，我贺龙决不含糊。”一番交谈，贺龙更加敬仰相信共产党，没过几天，还拿出5万大洋送给了共产党。

1926年8月，贺龙率北伐第九军第一师进入津市、澧州。在攻打澧州城时，前卫营营长罗忠义带领部队身先士卒，赤臂漏胸，豹眼圆睁，一举突破敌阵地，“豹子营”一战成名。原来这个部队的营连排干部都是共产党员。

在贺龙率部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共产党员周逸群带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宣传队”来到第九军第一师。贺龙喜出望外地对周逸群说:“我想党、盼党，你来得太好了!”。交谈中，贺龙坦诚地提了一连串的问题：革命政府怎样领导军队?国民革命军为何要设立党代表、政治部和政工人员?宣传队的任务是什么?周逸群十分认真地一一作了解答。这些新道道，让贺龙顿觉一条新路就在脚下。贺龙诚恳地把周逸群留在他的队伍里担任了师政治部主任，宣传队的50多名共产党员都安排了相应职位，这股新鲜血为贺龙部队战力的催生提供了基因。由此，贺龙和周逸群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成为为志同道合同志。他们一起北伐，一起参加南昌起义，一起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南昌起义的炮声中，贺龙由一名旧军队的高级将领，成为肩负共产主义使命的共产党人，介绍人就是周逸群。

当年，贺龙向他的部属说：“过去我们所作所为，无非就是打富济贫，扶弱抑强，替老百姓平冤出气，但干不出什么大名堂。现在我知道，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就是为了消灭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万恶社会，进而建立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大家要明确这个远大目标，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里来。如果大家愿意入党，我来当介绍人。”

贺龙元帅生于澧水，长于湘鄂。在沅澧大地，他两把菜刀闹革命，曲曲折折，起起落落，是真理的阳光，是党的旗帜坚定了元帅的走向。他出澧水越长江跨黄河，一路前行，成就梦想，终究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战士，成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开国元勋，成为中国人民永远热爱、永远敬重、永远怀念的民族英雄。

目睹常德城乡风貌，我们看到先辈们住过的茅草屋变成了一栋栋小白楼，先辈走过人行小道变成四通八达的快速路，先辈们用过的独轮车变成农家必备的小轿车，先辈们秘密活动的场所变成百姓的休闲度假景区，先辈们冲锋陷阵的战场变成干部群众精神升华的打卡地……这一切不就是先辈们为之奋斗牺牲的梦想吗!

今日常德，一次次突破，一个个第一，一项项成功不就是对先辈先烈的告慰吗!不就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吗!

(本文转载于《中国老区建设》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