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共识”为发展中国家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增添了许多新的困难。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共识”的指导下进行了各种基础设施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我国也不例外。但是十几年的探索之后，人们发现“世界银行共识”并没有为这些国家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带来光明前景，反而增添了许多新的困难。
在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方面“世行共识”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政府投资为主、社会资源参与为辅的治理模式。我国在农水治理方面其实也应该加大国家的投入，以彻底解决“少雨就旱，多雨就涝”的恶性局面。

地方政府对当地农民的创新给予的鼓励和包容，左右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王曙光认为，合作社就是农村公民社会建设和农民组织能力提升的有效抓手。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推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但是在推行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一个困难是农民的认同度比较低。农民对合作社还存在很多误解，他们不了解合作社，不了解合作的途径和意义，不了解合作社的内部治理与运行规则。
地方政府可以在农民合作社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不同的地方政府，形成了不同的工作风格，营造了不同的地方文化，构建了不同的改革氛围，而这些不同的文化与氛围，决定了一个地方发展的模式、方向以及战略。一些富于创新精神的地方政府，他们对当地农民的创新给予鼓励和包容，从而营造了鼓励创新的小气候，使得地方经济充满了活力，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需求开始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2010年,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作为在应对危机中率先复苏的主要经济体,面临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
在后危机时代,在各国经济竞争中,需求开始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谁有需求谁就有话语权。从增长动力的角度看,中国之所以强调逐步扩大内需,在更大程度上来自于外需过大使得中国企业在许多关键环节丧失了主动权,企业和产业发展因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而出现的波动,从而激活中国经济自身存在的巨大需求空间；从战略意义上看,更多的是激发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为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发展打开一个新的增长空间。

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变是大势所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部部长韩俊认为，招工难的一个原因是，农民工的就业技能缺乏。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工的工资偏低、劳动条件比较差。在农民工短缺的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熟练工人全面短缺，30岁以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80%都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
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变是大势所趋。现在，中国的城镇人口中每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农业转移人口。但是，他们没有融入城镇。我国的政策，上世纪八十年代允许农民离土，九十年代允许农民离乡，新世纪的政策是允许农民在城市定居。中国的城镇化会创造巨大的内需。从这一点来讲，如果把庞大的内需释放出来，中国经济完全可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现在退出经济刺激政策弊大于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认为，中国的经济刚开始走出低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济发展的基础还不巩固，需要观望一段时间，看看物价上升的情况。现在看来，还需要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现在，美国和欧洲经济回升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它们石油的价格还没有上去，一直徘徊在每桶70多美元左右。石油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石油价格没有上去，表明了西方经济的复苏比原来设想得要慢一些，对中国物价的影响就小。中国现在的物价主要还是由国内投资过旺引起的，而不是国际输入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