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涉及村庄撤并等方面的土地整治，必须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自主决定，不得强拆强建。严禁违法调整、收回和强迫流转农民承包地。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盲目建高楼等现象。（《新京报》11月11日）
    近年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拆村并居”运动，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展开。从表面上看，这场拆村运动让农民住上新房，过上了幸福生活。可事实上，农民的宅基地没了，农具、手扶拖拉机、粮食和牲畜无处可放了，集中居住地和承包地离得远了，务农不方便了。这种强制农民拆村“上楼”做法，有揠苗助长之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采取措施禁止地方政府违背农民意愿“撤村圈地”，可谓深得民意。但我认为，要想“撤村圈地”禁令真正得以贯彻落实，如何遏制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冲动是关键。
    事实上，拆村运动是在城镇建设用地紧缺的情势下出现的。按照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城乡建设用地挂钩制度”，地方政府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不得超过农村退出的宅基用地面积。如果农村不能退出宅基地，也就意味着城镇不能新增建设用地，地方非农产业(包括房地产业)发展就要受到土地制约，同时地方政府也不能通过土地征用和土地出让的价格差额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在此规定的逼迫下，地方政府不得已只能借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强制减少农村宅基地面积，以增加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显然，地方政府让农民“上楼”的目的并非那么单纯，除了摆在桌面上的新农村建设和推进农民城市化，更多的恐怕是在图谋农民手中的土地。那些农民退出的宅基地，经过地方政府之手倒卖获得的收益，要远远高于为农民建设新房所需的成本。某一位地级市的领导雄心勃勃地称：我这个地级市一共有100万户农民，我准备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把这些村庄全拆了，因为100万户农民大概占了100万亩的建设用地。“100万户农民让他住楼，至少省出70万亩地，50万一亩就是 3500亿，100万亩就是7000亿，什么事干不了!”
    拆村运动其实是一些地方在“加速城市化”的雄心下，有意扭曲和肢解国家政策，剥夺了农民的生活选择权。近年来，一些地方纷纷通过鼓励农民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来换取市民身份，或以宅基地换新房，或“撤村改社区”等方式推进农民城镇化。从表面上看，这些举措让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但事实上问题不少、隐患很多。即便农民们上楼成功了，从形式上进城了，可是，这些农民又如何在城市中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不仅仅在地域上，农民和城里人的距离也不仅仅在称呼和身份上。他们之间的差距更多体现在从小所受的教育，以及由此形成的素质、机遇等方面的差距上。农民进城容易，实现“城里人”身份的转变也容易，但农民在城市里的生存将遇到严重的困难。农民受教育有限，由于学历、技能、年龄等方面的限制，进城后找不到工作咋办？没有工作的失地农民将难以生存。
    其实，地方政府并非看不到“撤村圈地”带来的隐患，但是，在卖地收入的利益刺激下，在片面政绩的盲目追求下，往往容易产生强迫农民“城市化”的冲动。这种土地财政依赖和冲动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今天禁止了“撤村圈地”，明天另一种形式的农民“上楼”运动还可能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