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讨并非现今才有，乞丐也并非中国独有，国外也很普遍。在德国之行中，我特别注意观察人家有没有乞丐，如何对待乞丐这个问题。应该说，很少有哪个国家没有乞讨者，德国也不例外，乞讨的方式五花八门，我见过常见的乞讨方式，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就有乞讨者弹奏吉它，前面摆一个帽子的，在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有拉手风琴的乞讨者，前面放一个漂亮盒子的，一律地穿着打扮干净整洁。也有令我吃惊的乞讨者，在柏林布施德广场，我就看到一个发式和衣着非常前卫的青年，一只手牵着一只名贵的狗，一只手拿着一个杯子向行人乞讨，把杯子里的硬币摇得很响。这个青年能养这那么名贵的狗，想来生活不应该很惨淡，是不是一个职业乞讨者，不得而知。甚至在一次行车途中的红绿灯处，我看到三个青年乞讨者，在红灯亮起时，他们就在马路中央杂耍，有几分杂技的神韵，据说，这些人是吉普赛人，杂耍完了就挨个向车主乞讨，还真有车主施舍一些零钱。
　　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广场街边的咖啡馆，我遇到一个妇女向我出示她的卡片（卡片上用英文写着她需要帮助的原因，我并没有看懂什么），然后把手伸过来示意我给她钱，但我没给，她就微笑而礼貌地点下头走了。我没有给，实在是觉得在这个看上去挺富态的、彬彬有礼的妇女面前，我更像是一个寒酸的乞丐，一种错位角色意识让我苦笑。
　　还有一种或许可归为乞讨，即在高速公路上有的人举个牌子，写上自己要去的地名，希望过往司机捎带一程。这些人大多是些徒步旅行者，司机会让他们坐顺风车，权当找个在车上唠嗑的伴。但这在国内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没有人敢相信你是一个好人而非一个劫匪，国人的防人之心绷得紧紧的，举个牌子就想叫人载你一程，真如蜀道之难。这世道人心的对比，让人很无语。
　　对于那些弹奏乐器的、杂耍的，我不愿意将他们归为乞丐，更愿意看成卖艺者。这类人在过去并非少见，那些拉个场子耍猴的，舞刀弄枪的，都算卖艺者，不纯粹是乞丐，只不过，他们的艺可能水平低一点，难登大雅之堂，只好在好献于街头，讨点微薄的“门票”，仍可以归为自食其力者。
　　看得出德国并不禁乞，当然也远没有中国那么多，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像法国总统密特朗那样认为，“巴黎地铁里的乞丐也是巴黎的一道风景。”通过观察我发现，对于卖艺者，德国人一般会乐意施舍，但对于纯粹的乞讨者，他们大多不会理睬，德国的家长甚至告诫孩子不要给这些人以施舍，这不是要泯灭孩子的爱心，而是因为国家的福利制度较为完善，基本上不存在乞讨的必要。用朋友的话说，在德国“没有物质上的弱者，只有精神上的弱者”，因此，较为准确地说，在德国有乞无丐。那些乞讨者往往是吸毒者、醉酒成瘾者等边缘人群，是“精神上的弱者”，他们成为可怜之人，有其自身的可恨之处，这不是人们施舍两个子儿就可以把他们从边缘拉过来的，这需要政府的另一套救济办法去帮助。而对于确实处于物质困境中的人，比如半路想搭个顺风车，他们又很乐意帮助。
　　再看看我们是怎么对待乞丐的呢。远的不说，就说最近的事，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新闻，说是近日，苏州气温骤降，为了不让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挨饿受冻，该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来到主干道、商业区、交通集散地等地段，巡查、救助、劝导街头流浪乞讨人员。而在此之前（10月22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不得在城市公共交通车辆内饮酒、吸烟、乞讨、卖艺以及实施其他影响车辆正常运营、乘客安全和乘车秩序的行为。
　　这些措施都是“出于好心”，怕乞丐挨饿受冻，所以主动救助，怕公共交通不安全，所以下“禁乞令”。这番“好心”，有些论者领了，有的论者不但领了，还要鼓与呼：对职业乞丐应加大惩处力度。原因是，职业乞丐中，装残疾、捏造悲惨身世装可怜骗取市民同情、携带儿童乞讨的为数不少。强讨强要、恶意乞讨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还亵渎了市民的爱心，有的更是拐骗、唆使青少年行乞。如不对此加以惩处，不仅有违社会公平和善良正义，更会败坏社会风气，让好逸恶劳之风蔓延开来。
　　爱心因欺骗而受亵渎令人难以接受，欺骗因获利而让乞讨者滑上好逸恶劳之途也是可能的。尤其是强讨强要很可恶，已经进入了讨与抢的模糊地带，拐骗、唆使青少年行乞更是犯法行为。但是不是因此就应该下“禁乞令”，或“禁乞区”呢？
　　未必。原因是，在我们这里，很多乞丐就是“物质上的弱者”，是为生存不得已为之，绝大多数乞丐不是国外那种“精神上的弱者”，如果不通过乞讨也有较好的物质保障，以中国人之爱面子、之勤劳、之想做人上人，未必乐意去做乞丐。保障不到位，又禁止乞讨，可能会把人变成劳动者，也可能把人变成盗贼，不好说。如果物质无忧仍然乐意去做乞丐，那纯属“个人爱好”，乞讨也应是人的自由与权利，这种行没有损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时，公权力仍然要保持必要的谦逊。因为，乞讨也应是人的自由与权利，自由和权利关系到“个人形象”问题，只要不危害他人的自由与权利，公权力仍然要保持必要的谦逊。否则，以消除“个人形象”来换取的“城市形象”，又是什么形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