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在2009年曾经把中国工人评选为年度群体人物，该刊编辑评价中国工人为“领导世界经济复苏”、“点亮人类前景”的功臣。然而，新生代的中国农民工，似乎越来越看不到自己的出路。

　　一直以来，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过程——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鼓励外资和对外开放政策，建立了全面依靠合资或外资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种以依靠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模式，区别于东欧的转型市场或者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虽然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普遍性的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导致了工人群体的困境。

　　富士康的例子对于研究跨国资本扩张的现象具有重要性和典型性，因为它的扩张速度和规模在国内外都无人能及。我们强调这种新型跨国资本的出现生成了一个“逐底竞争”的全球工厂体制和一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正是这种体制和模式造成了新一代农民工的困境。

　　富士康作为跨国品牌的供应商，必须与对手在价格、质量和交货时间等方面相互竞争。为了获取客户的订单，富士康只能尽量降低成本以维持其竞争力，而低利润里的成本也就被转嫁到了生产线的工人身上。因而也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化和科层化的生产管理体系。

　　富士康为其工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其他娱乐设施，从劳工控制的角度而言，这种厂房——宿舍相结合的生活环境，意味着生产与劳动力的再生产均在一个自足的、全方位的地理区域完成。它通过对劳动力便利的地理操控，便于实行强制加班、拖班或者临时安排加班，从而满足弹性生产的需要。这样一种社会空间的安排强化了厂方管理的领域，对于工人的控制从生产车间延伸到了日常生活空间。因此，工人同时面临车间内与车间外的、工作与生活并存的双重压力，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很大程度地被剥夺了。

　　在富士康，工人们缺乏寻求援助的渠道。我们了解到工会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高达32.6%的被访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没有工会甚至以为没有工会;84.8%的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参加工会的工人仅为10.3%。我们也了解了工人对工会的看法，较普遍的回答是“没听过工会干了什么的”、“工会和公司是一体的”等。由此可见，工会并没有成功地监督工厂的运作，维护工人的权益。更糟的是，一些工人甚至以为工会就是人力资源部的一部分。作为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富士康工会完全忽略了自己的职责，也丧失了它应有的声音。

　　中国在积极介入经济全球化，以gdp为目标、支持外商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工业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的是地方政府在社会和劳工保护方面的缺失。尽管国家在劳动立法方面扮演着相对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效果仍然是非常不够的。地方政府追逐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绝不亚于富士康为追逐全球制造业市场让工人所承受的代价。

　　在拥有百万生产大军的富士康“紫禁城”中，工人们只能拼命地工作，服从不断提高的产量安排。由于地方政府不能切实地落实劳动法律，类似富士康这样的用人单位才能堂而皇之地忽视超时加班等规定，从而满足全球即时生产体系的需要。通过“科学”方式所实现的非人性管理带给工人的压力是巨大的;劳动的异化，社会支持的缺乏更为普遍。

　　当这些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新生代工人身处于“一流”的富士康车间与宿舍环境中，他们却似乎更加焦虑和孤单，别无选择。而自杀则是农民工在多种经历中的最极端和无奈的表达。（作者系香港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