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1年4月1日生于襄北马家集(现属黄集镇)刘坡村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48年8月16日参加革命，被分配在襄阳独立团二连三排七班。当时，襄阳独立团有三个连，其中一连是1947年12月桐柏军区十纵二十九旅八十五团副团长洛克带来的，作为襄阳县政府的警卫部队。1948年7月，八十五团副政委杨炯又带来2个连加强地方武装，组建“襄阳独立团”，全团500多人。团长洛克、政委宋匪石、副政委杨炯，二连连长唐大牙、指导员袁某，班长温发军(黄集温岗人)、副班长任广贵(黄集大任家人)，全班七人。武器有捷克式、中正式、三八式、汉阳造，每人发50发子弹、4颗手榴弹、一套军装、一个背包、一把铁锹。每到一个村子就给老百姓挑水、扫地、劈柴等，晚上睡觉不脱衣，枪枕在头下或夹在腿下。那时，正处在我新生红色政权与国民党地方武装大布衫队拉锯战阵式，生活非常艰苦，大多吃死面片，喝些凉水。战士们经常患疟疾，头疼发烧打冷颤。战斗更加残酷，稍不留心，就会被敌人吃掉。几年没睡过一个安身觉，一晚能换几个地方。一是怕敌人发觉，连锅端。二是大造声势，鼓舞士气，震慑敌人，要让大布衫队知道几个村子都住有解放军。一般白天休息，夜晚打仗或行军。几个月衣服难得洗一次，身上虱子成堆，虮子(虱卵)成串。很多战士长疥疮，奇痒难忍。鞋子也磨破了，就是雨雪冰冻天气，也只好打着赤脚行军。有时，当地老百姓也送一些布鞋、衣服。在黄山洼、油坊岗、竹林桥、寨根四次战斗中，我差点丢了性命。

解放军老战士刘同成

　　1949年4月上旬，光化、宜城、南漳等县发生几起反革命暴乱，影响较大的有光化的“三.三”暴乱、宜城的“四.六”暴乱和南漳的“四.八”暴乱。襄阳地委采取军事清剿消灭匪患和发动群众清剿残匪的战略战术，共歼灭匪特15318人。

　　1949年3月1日，为适应全国进军的需要，襄阳独立团改编为第五十八军一七三师五一七团，军长孔庆德、政委方正军；师长李定灼、政委吴罡；团长洛克、政委杨炯。我被编入一营一连一排一班。整编后，部队齐装满员，斗志旺盛。光化县发生“三.三”暴乱时，我和其他战士亲自参加战斗。

　　为扑灭匪患，中央军委命令五十八军一七三师于4月上旬北上，大力进行剿匪斗争。4月初，五一七团从襄阳城出发，过汉江经樊城西郊时，突然有三架战斗机低空飞行，一阵轰炸后飞往他处。我们一班是尖刀班，走在最前面。途经竹条北堰口，在龙王北张岗宿夜。上午到达老河口上薛集镇。

　　下午四点半到竹林桥剿匪。竹林桥北面地势较高，南面地势较低。土匪头子陈别山(丹江口人)带领大布衫队100余人将竹林桥区中队包围了。竹林桥是东西街，襄阳独立团一连连长李森让一排从北面进攻，二排直取街心，三排从街南夹击，各自进入预定的位置。拂晓，团部进攻号响了，陈匪在城楼上架机枪炮，向寨西开炮，洛克立即命令团部的八二迫击炮、机枪连6挺重机枪向城楼射击，战士石红山立即进入炮位向敌进行炮击。城楼被摧毁了，一连的三个尖刀排呈三个方向将众匪徒合围，二连的副班长宋德山(黄集宋家岗人)、三连张光道(黄集董王人)、机炮连的高襄华(黄集高冲人)、任万花、范红昌(黄集河里范家人)等战士也冲了过来，将土匪团团围住。100多匪徒缴械投降，仅一连就俘敌80余人。区中队的同志得救了。

尹荣华采访解放军老战士刘同成(右)

　　这时，一部分土匪跳进寨河，企图逃走。听到河水响，我和张心武(洛克警卫员)、刘仕印(黄集陶集人)、宋正昌(河北人)等战士立即上前去抓。突然一发子弹打在我的面前，土灰溅到我的军帽上。好险啊!差半尺就打到我身上。

　　为了防止敌人从桥上逃跑，一排长让我们一班战士固守在竹林桥桥头。狡猾的匪徒佯装百姓，给战士们送饭，用红缨枪作扁担，一头挑着碗筷馍馍，一头挑着面条，企图偷袭。被我们识破后，来一个捉一个，一共捉了30多个土匪。

　　第二天，天刚亮，紧急集合号响了。接着，三同碑的西面响声一片。我们向西一看，土匪黑压压的一片，有好几百人。团长洛克让我们轻装上阵，跳出寨外迎击。营长杨富国令八二迫击炮、轻重机枪射向凶恶的敌人。土匪见我军火力甚猛，乱作一团，各自逃命。我们紧追不舍，先后经林扒、九重、纪红岗，营教导员李沁翔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中弹牺牲。接着又从邓县庙沟追到老河口、石花镇及其西面的三道垭子。打死数十人，活捉五六十人。

　　战斗结束后，由于下河捉匪，衣服湿透了，我患了重感冒，发高烧，走不动路，连长李森让我骑他的战马，连长步走行军。我们又连续三个下午在纪红岗剿匪，土匪见我们是正规部队，就各自逃命，不敢抵抗。我们就在后面追，追到石花镇，他们逃进山里。我们又折向邓县西北的庙沟镇，驻扎在学校，在那里发动群众，捉些散匪。

　　（刘同成/口述 尹荣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