冕宁县是彝海结盟的故乡，也是凉山州唯一的革命老区县，红色底蕴深厚，人杰地灵，民风淳朴。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长征过冕宁，200多冕宁青年走上长征路，九死一生，荜路蓝缕，仅廖志高、黄德寿、陈炳忠、李来清、李素清、李发兴、涂跃先、邓志仁、王占胜、曾华山、赵有才、龚德义、陆启凤、罗志才、史国才、戴炳政、党发祥等17人胜利到达陕北，冕宁籍红军约占凉山籍到达陕北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冕宁一笔宝贵的红色精神财富，这些老红军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冕宁退休老红军陈炳忠与七张粮食收据的感人故事。陈炳忠，又名陈定美，冕宁县大桥镇碾子村人，出生于1904年，兄妹6人，兄弟4人中他是老大，成年时多数在外打短工养家糊口，虽节俭、勤苦，仍食不果腹。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过冕宁时，见红军官兵平等、军纪严明、和蔼可亲，为穷人说话，已有两儿一女他仍泪别双亲及妻儿，背井离乡，同幺兄弟毅然决然参加红军，编入红一军团5团6连，担任机枪射手。过草地时与两兄弟见了一面，之后杳无音讯，成为他一生永远的痛，无法向双亲交待。晚年忆及此常潸然泪下，自责对不起家人，没有照料好弟弟。因长期在高原地区劳作，正当壮年，体魄强健，爬雪山、过草地时，挺身而出，他多次背伤病的的战友、首长。据他回忆，过草地时他还有幸背过毛主席。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1938年，先后在河北省军区司令部、河北印刷厂、延安党校、河北竹河医院任炊事员、炊事班长。在延安党校时，曾被评为甲等劳动模范，参加大小战斗多次，多处负伤。1949-1951年，在北京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任管理员;1952-1953年，在中央警卫团文化学校任行政管理员;1953-1954年，在北戴河中央直属分院任行政科员;1955年退休故乡冕宁定居。

2025年，冕宁县党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中心同县文管所一道开展走访家住冕宁的老红军后代和冕宁县部分抗捐军亲属的工作，对一些史实细节进行进一步的求证，同时开展文物征集等工作，为红色冕宁纪念馆改布展作准备，历时近一个月。9月2日上午9时，我们一行5人来到了县城红星小区老红军陈炳忠孙女陈时珍的家，说明来意后，干练的陈时珍(1958年出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陈时珍从卧室里拿出了老红军留下的一枚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保卫工作的纪念章和七张泛黄的粮食收据，这七张收据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经数次搬家后，仍保留下来，非常不易，也可见其在主人心中的份量，这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是一种精神、信仰的坚守和传递。县文管所的耿平、张燕、耿兴壵、范凌等提出希望主人将这70年前左右的七张泛黄的收据捐给文管所展陈，以此教育更多的人，陈时珍表示自己虽是5兄妹中的老大，负责保管，但作不了主，于是给其他兄妹打了征求电话，兄妹们表示看见收据就想到了爷爷，睹物思人，想到了那段难忘的历史，也是精神寄托，不想捐，捐了就没有念想，这是旁人难以体会的。临行前，我们一行人表示希望她再做弟弟妹妹的工作，将这七张有历史价值的收据捐出来，很有意义，以后想看可以到纪念馆来。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9月3日，陈时珍的弟弟陈时友主动将珍藏多年，老红军生前装草烟的圆形黑色牛皮烟盒捐给县文管所。9月4日晨，我在红色冕宁纪念馆与陈时珍相遇，她主动对我说，我们走后，他又和弟弟妹妹们商量了，虽然不舍，但还是决定将七张收据捐给县文馆所，这样更有意义。是日下午，文管所的同志到陈时珍家顺利领取了七张收据，大家被老红军后代的大义、大爱行为深受感动!

七张收据时间自1953年至1957年，跨度5年。最少的一张，也是最早(1953年)的一张较特别,是房屋所有权登记费折粮食35.24斤，数量最多的一张黄谷收据1205斤(1955年)。另有一张(1957年)为区自筹经费收据，其余的5张均为农业税收据或粮食统购收据，这6张共计折算交稻谷5482斤，1954年至1957年年均1370.5斤。陈炳忠家所在的大桥乡碾子村(1999年大桥水库下闸蓄水淹没)，海拔2000米左右，当时稻谷亩产约300斤，相当于老红军一家每年有4亩的大春粮食通过农业税(用稻谷折扣，稻谷有的用米、少量的黄豆等折抵)、粮食统购等方式交给了国家，这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所急需的，粮食是救命粮、建设粮、硬通货，在当时一升米、一斗米就可能救一个人的命。“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过去是，还在是，将来还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居安思危。

七张收据一看就是老物件，满满的沧桑感，纸张为绵丝纸或白纸，每张收据长约27厘米，宽约11厘米。既写满了国家和百姓艰辛岁月，也无声的诉说了一位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的粮食情怀，无声的诉说着一位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的二次长征，无声的诉说了一位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无声的诉说了一位老红军、老共产党员、老农民的重叠。纸张泛黄、粗糙、折痕明显，有的地方已有破损，收据均为格式印刷，竖排，用毛笔或钢笔填写，虽经70年左右的风雨，但字迹仍然能看清晰可见，既有印刷体表格，又有毛笔、钢笔书写的人名、具体数据、时间，又有当时的县长、乡长、粮站主任、征收员(经手人)的签章，非常详细、严谨，由此可见当时粮食、粮食工作的重要性，粮食之金贵由此可见一斑。

第一张收据(绵丝纸)，从左至右：今收到城厢区大桥乡碾子村居民陈秉忠土地房产所有证费折玉米15.13斤、大米20.11斤、人民币59800元(折1955年3月新版人民币5.98元)，县长李祥云(签章)，1953年5月10日，左侧盖有“冕宁县人民政府委员会”骑缝章。

第二张冕宁县农业税收据(绵丝纸)，字体为繁体字，编号26700(手写)户主姓名：陈炳忠，计征数稻谷1065斤，减免照顾75斤，实际征收稻谷990斤，县长伍文才(签章)，征收员印章(模糊无法辩论)时间1954年2月1日，右侧盖有“冕宁县人民政府委员会”骑缝章。

第三张1955年粮食统购任务完成证，户主姓名陈炳忠，通知交售黄谷1205斤，实售黄谷917斤、大米166斤，折稻谷1205斤，备注：可抵扣301斤。县长伍文才(签章)，粮站主任印章(模糊不清)，时间1955年5月，右侧盖有“冕宁县人民政府委员会”骑缝章。

第四张冕宁县农业税收据(白纸)，编号印刷03689，字体为繁体字，户主姓名陈秉忠，计征稻谷1219斤，减免照顾244斤，实征收稻谷975斤，其中12月19日交红米320斤、折谷数471斤，12月20日交大米425斤、折谷数478斤，12月21日交大米18斤、折谷数26斤;县长伍文才(印章)，征收员印章(模糊不清)，时间1955年12月12日，右侧同样盖有“冕宁县人民委员会”骑缝章。

第五张冕宁县农业税收据(白纸)，字体为简化字，户主姓名陈柄忠，计征稻谷1125斤，其中10月28日交红米645斤、折谷数921斤，10月29日交红米143斤、折谷数204斤;县长伍文才(印章)，征收员宋光䘵(印章)，时间1956年10月29日，右侧同样盖有“冕宁县人民委员会”骑缝章。

第六张冕宁县农业税收据(白纸)，农税字第2045号，字体为简化字，户主姓名陈炳中，计征稻谷1187斤，实征收1187斤，其中11月21日交红米406斤、折谷数590斤，12月3日交红米205斤、折谷数293斤，12月10交黄豆、折谷数238斤，12月14日交红米53斤、折78斤;县长倮伍波子(印章)，征收员签章(模糊不清)，时间1957年12月14日，右侧同样盖有“冕宁县人民委员会”骑缝章。

第七张乡自筹经费收据，户主陈炳中，实筹数稻谷142斤，折款数5.82元，乡长赵枝发(印章)，时间1957年12月10日。

有意思的是收据户主分别登记为陈秉忠、陈炳忠、陈柄忠、陈炳中，由此可见当时登记人员的文化不高，这也和当时历史背景相符，也切合“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冕宁人说普通话”的俗语。同时体现了老红军的豁达，多次与死神打交道的他，怎么会计较名字写准确没有，完成了国家的粮食任务才是他心中最神圣的大事。

但是，幸存的、满身伤病的老红军退休后怎么会交农业税和统购粮呢!老红军在当代人的心中是神一样的存在，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疑问?按理说，以老红军的资历，退休后本可以在北京定居，颐养天年，这是当时和现在许多人的终极梦想，他当年怎么会返乡甘当泥腿子呢!经过与陈炳忠孙女陈时珍的交谈，我们也大体上弄清了缘由，对老红军的境界、品德、人格、选择更加的敬重、敬佩，红军老战士确实不是一般的人。

1955年，满身伤病的陈炳忠光荣退休了，何去何从，生性耿直、勤劳朴实的他身受领导和同事们的爱戴，大家一再挽留他，希望他将妻儿接来北京安享晚年。不是他不领情、不懂享受，而是同事们哪里知道?当红军前他已成家，育有两儿一女，他早已归心似箭，亲人的牵挂、故乡的山山水水让他魂牵梦绕、夜不能寐、食不知味，金窝银窝不如自已的狗窝，他是一个善良的普通人。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鬂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老红军陈炳忠回来了!老红军陈炳忠回来了!陈炳忠活着回来的重磅消息瞬间在十里八村炸开，家里挤满了亲戚和邻里，大家喜笑颜开，热闹非凡，像过节一样开心。20年的等待、盼望、骨肉分离，终于团聚了，一家人悲喜交加，老红军既高兴又悲伤，双亲已不在，欲尽孝而亲不在，高兴的是自己的两儿一女已经成家，自己早已做老爷和外公了。热闹过后，看到家徒四壁的家，亲人衣着破旧、生活困顿，他知道享清福是不可能的了。虽然心理早有准备，但是困难到这个程度，还是超出了他的想像，毕竟已解放了5年。他虽然是团职干部退休待遇，每个月有62元的退休工资，之后一直没有涨过。但面对一大家子人，各方面开支都不少，生性善良的他还要周济一些困难者，不久就感到了生活的压力。

考虑到他家距县城20多公里，气候较恶劣，按照政策，县委、县政府给他在县城南街无偿分了一处住房，建议他举家搬到县城，生活方便，组织上也好照顾。他婉言谢绝了县上的好意，表示不给组织添麻烦，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困难自己会克服，这体现了老红军的担当和高贵品质。

1951年冕宁土改时，按当时规定，地方上给陈炳忠也分了一份土地，这也就是为什么七张收据上户主是陈炳忠的原因。1957年后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各家各户也就不再交农业税和公购粮了，也就再不用交粮，谜题终于解开了。

半百之年，开启人生的第二次长征。经过慎重考虑后，他决定面对现实，转变身份，重新做一个合格的农民，按本心做事，与大家打成一片，不计较别人的闲言碎语，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不久，乡亲们惊奇地发现，这个团级退休老干部、老红军太不讲究了，香烟换成了草烟，穿上了打满补丁的衣服，皮鞋变成了克麻鞋，扛上农具下田地干活了，犁田踏耙，挥镰割麦，摇打谷机，上山背柴，砍老草积肥、割青草喂牲口，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俨然是老把式，仿佛他就从没有离开过这片他热爱的土地。其实这并不奇怪，早年他就是给地主家打短工的农民，部队上他是劳动模范，受党的教育多年，劳动无尚光荣早已入脑入心。面对大家的不解、疑问，他坦然说，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农民没有退休之说，农民就该干农民的事，种好粮食才是大事，当农民不丢人，干农活是本份。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就不慌”这个道理他是清楚的。对此，无论在参军前，还是参军后，他都有深深的体会，粮食关乎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亡与兴衰，农民种好粮食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这在当时重要性不言而喻。

1957年集体化后，他不搞特殊，不用扬鞭自奋蹄，以一个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服从生产队的安排，不拈轻怕重，任劳任怨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改田改土不叫苦、不叫累，农闲时赶牲口到冶勒驮大板为生产队找副业，记工分，是一个听话、合格、安分守己的老农民，成为当地的农民标杆。但是，面对一拔又一拔的工作队，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做法，他又敢于据理力争，刚直不阿，为人民服务不是口号，这使当地减少了“左”的危害，乡亲们也很感激他，而工作队的同志对他也很敬重，有的也成为了他的朋友，因为他从没有私心，让人信服，有他也好开展工作。

后来，冕宁中学等学校常请他去作革命传统教育，他也不推辞，讲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艰辛，多少战友饿死、冻死在雪山草地上，时常哽咽;讲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粮食的珍贵、重要，粮食就是生命，农业就是根。他朴实的语言、生动真实的故事感动了无数冕宁的莘莘学子。至到今天，许多当年听过他作过报告的的人都印像深刻，无不称赞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回乡后，因为对昔日领导和同事的思念愈发强烈，他曾两三次带上家乡的土特产，在孙子的陪同下到北京看望了当年的老领导、老同事。看到消瘦、憔悴、衣着朴素，手上布满老茧的陈炳忠，大家心里都很难过，唏嘘不已，他们没有想到一个老红军、一个中央机关退休的团级老干部日子竟过得这般清苦。倒是他很坦然、乐观，说自己过得很实在，儿孙绕膝，家乡日子比过去好太多了。

肩扛锄头的陈炳忠(耿平 摄)

时光荏冉，岁月无情，历经数十年风霜雨雪的洗礼，战争年代的伤病，回乡后长期辛勤的劳作，终因积劳成疾，1960年代后期，他不得不离开他热爱的生产劳动。1974年陈炳忠在西昌四五医院病世，享年70岁，安葬于西昌泸山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