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纱厂到苏区

晏春山，1893年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北乡木兰山附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穷，她十几岁就被送到武汉的纱厂当童工。纱厂的工头手里拿着藤条，谁动作慢了，劈头盖脸就打下来。她的手指头被棉条勒出一道道口子，结了痂又裂开，裂开了又结痂。

可也正是在纱厂里，她第一次听人说起“革命”这两个字。一个梳着短发的女工，趁着吃午饭的工夫，偷偷塞给她一张油印的小报。她不认识几个字，却听那女工说：“穷人不是命里该穷的，我们要把世道翻过来。”她记住了这句话。后来她才知道，那个女工是地下党员。

在纱厂做工的那些年里，她认识了码头工人潘家年，两个人结为夫妻。

1926年冬天，北伐军攻克了武汉。党组织动员有觉悟的工人、青年学生回到农村去宣传革命。晏春山响应号召，和丈夫一起回到了潘家年的老家——河南省光山县潘家湾(今河南新县郭家河乡湾店村潘湾)。潘家湾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的杨家洼隔河相望，对岸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1927年冬天，她在黄安杨家洼(一说杨家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天起，她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
 

火种

晏春山当上了光山县弦南区第四乡妇女联合会主席。她的工作，说到底就是两个字：串联。

七里坪一带，很多男人上了前线，留下女人守着家。晏春山就挨家挨户地串门。这家大嫂纳鞋底，她帮着搓麻绳;那家婶子做饭，她蹲在灶前添柴。一边干活，一边说革命的事。

“嫂子，你说这世道，凭什么地主顿顿吃肉，我们连糙米都吃不饱?”

“婶子，你想想，要是我们女人也能挺直腰杆，那日子该是什么样?”

她的话，像春天的雨水，一滴一滴渗进了干裂的土地。慢慢地，那些从不敢出门的女人开始跟着她开会了;那些从不敢开口的嫂子，也敢上台喊口号了。

1929年7月1日，鄂东特委发动了白沙关暴动。晏春山带着潘家湾一带的贫苦农民参加了战斗。暴动胜利后，她因为表现突出，被任命为乡妇联主席。同年冬天，经过她的宣传发动，她所在的乡一次就有3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

可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前方打仗，伤员一批一批地抬下来。晏春山带着妇女们，把伤员藏在地窖里、后山的山洞里、祠堂的夹墙中。她学会了换药、包扎、熬草药。有一回，一个伤员发高烧说胡话，她守了三天三夜，用冷毛巾一遍一遍地给他擦额头。

1932年秋天，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敌人疯狂地向根据地人民反扑，叫嚣“血洗黄安、民尽匪尽”，一把火烧了晏春山的家，逼着她迁到周洼。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晏春山没有撤退，她担任了潘湾村党支部副书记，后来又担任党支部书记，带着党员和群众，配合鸡公寨和郭家河一带的游击队，在大山里坚持斗争。

她经常挎着篮子，装作卖油条、香烟的小贩，来往于七里坪、潘家湾和郭家河一带，搜集情报，散发传单，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食、食盐、药品、电池。

有一次，她探听到郭家河的敌人准备偷袭驻在仰天窝的鄂东北道委和游击队，连夜翻山越岭，绕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及时把情报送到。等敌人扑过去的时候，游击队早已转移，扑了个空。游击队战士亲切地称潘家湾为“革命堡垒湾”。

那时候，她的丈夫潘家年已经参加了红军，家里还有年迈的婆婆和三个年幼的孩子，生活十分艰难。可晏春山没有因此停下脚步。
 

酷刑

1933年5月，大别山的映山红开了。

5月17日，因为叛徒告密，晏春山在湾店的周凹被捕了。敌人把她押到郭家河匪军团部。

审讯官叼着烟，慢条斯理地问：“游击队在哪里?”

晏春山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审讯官挥了挥手。几个彪形大汉一拥而上，把她按倒，撕开她的上衣，把烧红的烙铁往她胸膛上烙去。“哧”的一声，冒起一缕青烟，她顿时昏了过去。一桶凉水泼在身上，她才慢慢苏醒过来。

“快说，游击队在哪里?”

“不知道。”

审讯官气急败坏，让人拿来竹签子，一根一根钉进她的指甲缝里。十指连心，那种疼痛足以让最坚强的人崩溃。她的汗像水一样往下淌，嘴唇咬出了血，可她就是不开口。

灌辣椒水，上压杠，烙铁烙——敌人把所有能想到的酷刑都用了一遍。她的身体已经不成样子了，十根手指肿得不像样子，身上没有一块好肉。

可她始终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审讯官又换了一副嘴脸，装出慈悲的样子为她松绑，皮笑肉不笑地说：“晏春山，你年纪轻轻，家里有丈夫孩子，他们天天惦念着你呢。怎么样，只要说出游击队在哪里，马上放你回家团圆。”

晏春山还是不说话。敌人恼羞成怒，把她捆在木柱上，用烧红的铁丝穿透了她的两个掌心。她一次又一次昏过去。昏迷中，她喊起了同志们的名字。敌人连忙记下来，想从里面找到游击队的线索。

晏春山醒来后发现了敌人的诡计。她心里一惊——我到底说了什么?有没有泄露游击队的地点?她想到，只要自己多活一天，游击队就多一分危险。一个念头在她心里定了下来。

她对敌人说：“走，我带你们去找游击队。”
 

烈女崖

1933年5月19日，敌人押着晏春山上路了。

她被反绑着双手，脚上拖着铁镣，身上的伤口还在渗血。她走得很慢，脚在地上拖着，鞋袜磨破了，身后留下一道长长的血迹。

她走的这条路，是朝着鸡公寨的方向去的。游击队驻在西北方向，她却把敌人引向了西南。

经过潘家湾的时候，邻居和亲人含着眼泪前来看她。她谁都不看一眼，怕自己多看一眼就会心软。

山路越来越陡。她一步一步地往上挪，每走一步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她回头看了看四周。峻秀的山峰，清澈的河谷，一片片被敌人烧毁的房屋，一群群面黄肌瘦的乡亲——这片土地，她走了无数遍，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天快黑的时候，她走到了大花台。那是一座数丈深的悬崖，崖壁上长满了青苔和野藤，崖底是深不见底的沟壑。

她站住了。山风很大，吹起了她凌乱的头发。

她理了理头发，整了整衣服，转过身来，面对着身后的敌人。

“红军在哪里?”敌人急不可待地问。

晏春山指着悬崖说：“红军游击队就在这里，跟我去找吧!”

然后她拼尽全身的力气，高喊：

“中国共产党万岁!”

“红军万岁!”

纵身跳下了悬崖。

这一年，她40岁。

晏春山牺牲了。

后来，丈夫潘家年和乡亲们不顾危险来到悬崖下，找到了烈士的遗体。他们发现了一绺被树枝刮掉的头发，便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全国解放后，潘家年把这绺头发捐献给了湖北省博物馆。直到今天，它仍然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见证着一位共产党员的誓言。

为了纪念晏春山，当地群众将大花台更名为“烈女崖”。崖顶属河南，崖下属湖北，一跳跨两省。

如今，每逢清明时节，烈女崖上杜鹃花开。它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那个故事，也似乎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

她的事迹，在大别山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人们把她和重庆渣滓洞的江姐相提并论——同样受尽酷刑，同样坚贞不屈，同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一切献给了信仰。

她是“大别山江姐”。

那面红旗，还在飘。就像她跳下悬崖的那一刻，心里想的那样——红军是杀不完的，共产党是杀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