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刘业钦，是一名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一路走来的老战士。父亲对我们姐弟难以理解的严苛要求，在我们逐渐读懂他的人生故事后，才深深体会到了那是一种深沉而厚重的爱，是红色家风的传承。

父亲多次身处险境

1948年秋，为躲避国民党抓捕，父亲藏在坟墓里十多天。1949年6月，灵山县国民党军队假投降，将解放军粤桂边纵队接洽的两名干部杀害了。因未察觉敌人阴谋，我军再次派出副团长陈家钦带领我父亲共4人与敌方洽谈，被500多名敌人团团围住。4名同志成功突围，并取得伤敌4人、毙敌5人的战果。

刘业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担任灵山县公安局局长，此后辗转合浦、湛江、东兴、钦州等地公安部门，剿匪、抓捕潜入的台湾国民党特务，他的工作经历充满着挑战与危险。

1958年8月，在钦州长滩公社，有个空降下来的特务拿着卡宾枪对准我父亲胸膛，父亲大喊“缴枪不杀”，使其乖乖投降。敌特坦白“如雷的喊声震得手脚发软”。

1960年10月初，东兴县滩散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书翁秀甫组织叛乱，枪杀我公安人员、县、公社干部未得逞，潜逃越南。父亲临危受命，既当剿匪总指挥长又当领队，两次到越南追捕，历时三个多月，我方牺牲2人，全歼叛匪二十多人。

1965年5月，美军飞机入侵东兴领空，在垌中、板白公社上空对村民进行扫射，父亲和全体公安干警全力以赴协助解放军，用生命和热血守护着祖国南疆。

父亲为我们姐弟制定了严格的成长计划

父亲的一生经历太多的艰难险阻，深知唯有培养我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品质，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惧风雨，勇往直前。于是，父亲为我们姐弟制定了严格的成长计划。

作者刘进光

小学时，我们一放学就必须前往农村。在农民收割后的稻田里，弯腰捡拾散落的谷粒和稻穗，握着小锄头，在刨过的红薯地里仔细翻找遗留或挖断的小红薯，还要采摘野菜，完成任务才能回家吃饭。

1961年的暑假，父亲的“严厉”达到了极致。那年，我从广州转学回东兴。几百公里的颠簸，我呕吐得几乎晕了过去。好不容易回到家，父亲只让我休息一天，便要求我带着两个弟弟去农场参加劳动。父亲只给了我们一张前往农场的地图以及车票、钱、粮票。 第二天清晨，我带着不满7岁的小弟和不满8岁的大弟，坐上了8点从东兴开往防城的汽车。一路上，别人问我们去哪里玩，我们默不作声，谁会相信有如此“狠心”的父亲会让孩子们独自去80多公里外的农场去劳动。

客车穿行于十万大山之间，道路崎岖狭窄，弯弯曲曲，两侧高山耸立。由于路况差，车况也不好，车子颠簸得历害，我们三人接连呕吐，连黄胆水都吐了出来。我一会照顾小弟，一会照顾大弟，自己也难受得不行。途中，汽车还停了三次进行维修。途中休息上车时，我们三姐弟浑身绵软、昏昏沉沉，连抬脚的力气都没有，被司机大声呵斥。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我们只能互相搀扶着，咬牙爬上了车。下午我们终于抵达防城。在车站的厕所喝了些凉水，我把仅有的红薯分给俩弟弟，可我们喉咙发紧，根本咽不下去。

然而，行程尚未结束，我们还得去往十多公里外的农场。当天室外气温将近50度。烈日下，我们走走停停，脚步愈发沉重。走了几公里，弟弟又渴又饿，求我到山沟里用口盅打水。但我不敢耽搁，生怕天黑后无法赶路，又担心途中有毒蛇、蝎子出没……当剩下最后3公里时，天色突然阴沉下来，电闪雷鸣，一场暴雨即将来临，我们都很害怕，但还是互相鼓励，咬紧牙关加快脚步。晚上六点，我们终于抵达农场。

第二天一早，农场的叔叔带着我们加入劳动队伍去挖地，锄头又长又重，我们个子小，挥舞起来十分吃力，挖得浅浅的，没法深挖。但在除草、种菜、松土这些活儿上，我们手脚麻利，反而做得不错，还得到了表扬。

父亲的“严苛"远不止于此。初中、高中时每到周末，他都要求我们上山打柴。打柴是件危险的事，山路崎岖，稍有不慎就会摔伤，山上常有毒蜂、毒蛇出没。有一次，二姐先打完柴回到家，放心不下两个弟弟，又折回山中找弟弟，结果天黑了被困山中。凌晨时分才将二姐平安找回。我们辛苦打的柴，多半送给了有困难的邻居。

上初中后，父亲要求我们寒暑假带上粮票和钱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山区的劳作远比平原艰辛。特别是参与修建水库时，才是真正的考验。我和二姐身材瘦小，搬运石头的重体力活都是咬紧牙关坚持着。

学校每年放两次农忙假，父亲叮咛我们专挑重活、脏活干。粪池虽然又脏又臭很多蛆虫，但我们一点都不怕，争先跳下染秧。多年的锻炼，让我们成了干农活的行家里手

父亲的教育，让我们直面困境、坚强成长

父亲的爱，虽然严历，却如基石般支撑着我们在岁月中稳步前行。如果没有父亲当年的严格要求，我们不可能拥有如此坚韧不拨的毅力，更无法一次又一次地战甠生活中的重重困难。

刘业钦合家欢

1964年秋，我上初中，安稳上学没几个月，美帝国主义悍然入侵越南，一河之隔的校园旁，战火硝烟仿佛近在咫尺。那段时间我们无法学习，老师和同学们日夜奋战挖防空洞。洞内空间狭窄，我们只能弯着身子，一点点挖掘坚硬的红硃石，双手磨出了血泡，也没喊过一声苦，我仍主动申请延长挖掘时间，这份坚持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

大姐自小学到大学一直担任班长，在华南师范大学也是学生会干部。当时，国务院有关部门到学校选拔人才，指定要广东籍、品学兼优、女学生，毕业后到澳门工作，大姐凭借出众的文章、口才和办事能力脱颖而出。可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大姐受到牵连，被分配到廉江县氮肥厂当工人。但大姐始终牢记父亲“不怕苦、不怕累”的教导，与工人们摸爬滚打，一干就是17年。面对这些，大姐内心虽有委屈，却从未抱怨过一句。不让父亲觉得自己牵连子女，直至父母离世，都不知道大女儿大学毕业当工人的真相。

二姐是公认的才女，自小聪慧过人，学习成绩很好。1968年，二姐和我一同当了知青。在参加东兴县万人填海时，当时我体重不足50斤，然而每袋沙包都超过百斤。搬运时体力不支，一次次摔倒在泥浆里，仍然爬起来继续干。我俩都被民兵突击队评为“五好民兵”，可因为父亲的原因而被上级撤销。

大弟当知青，成为生产大队的抬尸队员。平日里，他在生产队总是抢着干最重、最脏的活儿;周边几条村一旦有人离世，他必定冲在最前，承担起抬尸、挖坑的任务。在插队期间，他凭借踏实肯干的作风和无私奉献精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1年7月中旬，小弟16岁高中毕业也当了知青。常常天未亮就从海边出发到山上打柴。十万大山天气变幻莫测，山中荆棘丛生，他们每天都要翻山越岭，有时还遇到毒蛇和蝎子的侵犯。就这样，日复一日，砍柴的10人最后只有小弟一人坚持了三年。小弟出色表现得到了组织的认可，被推荐去读了中专。

父亲看似严历的背后，藏着的是一位老战士用自己的方式，让子女得以健康成长，能够为党和国家贡献自己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