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州市是1989年新建市，她源于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引进外资而成立平朔露天煤矿后，将雁北地区朔县、平鲁县和山阴县划归于朔州市，1993年雁此地区撤销后，又将怀仁县、应县和右玉县划归朔州市。朔州市是山西省北部的地级市，别称朔、马邑，总面积1.06万平方千米，2024年常住人口156.78万，地区生产总值1328.5亿元。‌作为伴随改革开放设立的新兴城市，它以能源产业、文化遗产和生态建设著称，是右玉精神发源地。‌是桑干河源头，西北毗邻内蒙古，南扼雁门关，地貌三面环山、中部平原，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辖2区(朔城区、平鲁区)、3县(山阴县、应县、右玉县)，代管1县级市(怀仁市)，共62乡镇、8街道。

全市人口与经济状况，2024年常住人口156.78万。煤炭储量494.1亿吨(占全省1/6)，先进产能占比87%，生产、洗选、发运能力均超2亿吨，电力装机2293.8万千瓦，2023年发电679.9亿度。2024年GDP1328.5亿元，新能源装备1437.1万千瓦，正打造千亿级硅芯产业集群。‌‌

1989年建市。历史人物包括三国张辽、唐代尉迟恭等;文化遗产有应县木塔(世界三大奇塔之一)、广武汉墓群(全国重点文保)，保存长城327千米，长城与茶马古道交汇于杀虎口。特产包括应县胡萝卜、右玉羊肉(国家地理标志)，非遗有梨花春白酒酿造技艺、朔州秧歌戏。‌‌

朔州是一颗镶嵌在革命历史长河中的明珠，这里不仅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晋察冀抗日武装力量在洪涛山和龙首山脉播撒下了革命火种，这片红色土地上一个个典型的革命老区村，如今却残窑断壁、人气淡淡，更能感受到在城乡发展浪潮下，传统村落正在经历的深刻变迁。

一、五县(区)百人以下行政村基本概况
 

截至2024年底，朔州市6县(市、区)，除怀仁市没有100人以下行政村，其他5县(区)，2021年共有159个，2024年又增加到180个。减少村数量59个，移民搬迁村1个，行政合并村17个，其他原因减少41个。常往人口50人以下行政村，2021年21个，2024年又增加到41个，减少村数总量24个，都是因人口流动进城务工而成为空心村。这5个县(区)现在共有行政村1030个，常住人口在100人以下行政村180个，占比17.47%;常住人口在50人以下的行政村41个，占比3.98%。

如应县共辖3镇9乡，214 个村，总面积1708 平方公里，2024 年，全县户籍人口298296人。常住人口231654 人，比2020 年的243970减少12316人，下降5.05%。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教育资源整合、农村土地流转、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多等因素影响,全县农村居民向城镇聚集速度加快。据调查，2024 年全县农业人口126633人，比 2020 年的144534人减少 17901人，下降 12.39%。城镇人口105021人，比 2020年的99436人增加5585人，增长5.6%。

本次调研应县的11个人口较少村，变化更为明显。

一是50人以下“空心村”数量大幅增加。2021年度全县统计100人，以下“空心村”11 个，占全县村庄数214个的5.14%。其中50人以下“空心村”2个，占11个空心村 18.18%，占全县村庄数214个的0.93%。到 2024 年度，原11个“空心村”，其中50人以下“空心村”达到8个，净增6个，增幅三倍，占11个“空心村”的 72.72%，占全县村庄数 214 个的 3.74%。

二是常驻人口数量断崖式减少。2021 年度 100 人以下 11 个，“空心村”户籍人口 3865 人，常住人口 831 人，到 2024 年，比 2021 年常住人口净减少 543 人，仅剩 288 人，减幅 65.34%。

三是“空心村”数量向“七普”统计数外快速溢出现象明显。据《2024 年应县统计年鉴》统计，常住人口不足100人的村增加到26个，净增15个，占全县村庄数 214 个的12.1%。

本次调研选择将台背村进行深度解剖，其基本情况如下：

(一)将台背村区位条件

将台背村位于应县城的东南方，距离县城40公里。位于白马石乡的南方，距离乡政府所在地 5 公里。距205省道2公里，交通发达，出行方便。

(二)将台背村户籍人口在村情况

将台背村共有户籍人口85户244 人。常年在村居住的8户 21 人，占户籍人口的8.6%。其中，留守老人13人，留守妇女4 人，无留守儿童。

(三)将台背村常住人口年龄构成

将台背村21名常住人口中，年龄17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0 人;年龄 18-60 周岁的成年人2人，占常住人口 9.5%，其中年龄最小的 56岁;年龄 61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19人，占常住人口的90.5%。

(四)将台背村常住人口劳动力文化结构

将台背村常住人口中年龄18—60周岁的劳动力共有2人，均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劳动力的100%。60 周岁以上仍从事生产劳动的9人，均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村支书由乡干部兼任，常住乡政府。

(五)将台背村基础设施配套情况

将台背村进村主要道路和村内主要道路全部硬化;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自来水入户8户，入户率100%;通5G 网络，覆盖率100%，有3户人家通宽带网络，占常住户数的37.5%。村内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生活污水进行集中处理，有合法的村庄规划，基础设施运行正常。

(六)将台背村公共服务保障情况

将台背村建有公交站，公共交通运行正常;建有公共厕所，有2户人家使用卫生厕所。建有文化体育建设场所、图书馆、卫生室。有固定农业资产销售网店和固定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点，有智慧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没有电子商务配送点，有村级服务站，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七)将台背村产业发展和务工就业情况

将台背村共有耕地1200亩，有规模养殖户1户，实际经营的企业3家，其中村集体企业1家,;有实际经营活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1家，合作社成员7人，建有主要灌溉水源1处。由于村中耕地较多，企业占比和运行较好，有劳动能力的群众都可就业，农忙时节，由于本村劳动力不足，企业需要到外村、外乡招工。

(八)将台背村农房和宅基地使用情况

将台背村有农房13处，有效使用8处，占 61.5%;有废弃农房和宅基地58处，复垦33处，占 56.9%。农房闲置和宅基地荒废率 57.7%。

(九)将台背村发展趋势情况

将台背村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产业发展潜力较大，尽管近年来人口流动较大，常住人口减少，但可以打造成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十)将台背村常住人口搬迁意愿

将台背村常住人口都没有搬迁意愿。

我们还重点调研了朔城区西驼梁村，该村现有户籍125户、户籍人口280人，但常住人口仅剩下8户15人，户籍与常住人口的巨大反差，直观地勾勒出村庄“空心化”的轮廓。更令人忧心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严重失衡：在15名常住人口中，40岁以下仅有1人，40至60岁的中年群体也仅3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则多达11人，占比超过73%。与之相对的，是村庄1200亩广袤的耕地——这些曾经养活了数代人的土地，如今正与老龄化的村民一道，面临着如何延续生机的现实课题。

一是人口变迁：从“人丁兴旺”到“空心寂寥”的四十年轨迹

西驼梁村的人口变化，是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微观缩影。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村庄的人口流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都烙印着时代发展的鲜明特征。

1.稳定期(1980-1990年)：土地承包下的村庄稳态

19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推行，西驼梁村的村民也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老区农民的种地积极性。彼时，家家户户都把心思扑在田地里，春种秋收、夏耕冬藏，土地的内在潜力被充分激发。

在这十年间，村庄的人口基本保持稳定。1980年全村常住人口为310人，到1990年微降至300人，十年间仅减少10人，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几乎完全一致。支撑这种稳定的，除了土地带来的生活保障，还有村小学的“凝聚力”——当时村里的五年制小学学生最多上到八十多人，孩子们在村里上小学，在不足2华里的邻村东驼梁上初中家长们守着土地和孩子，很少有人会萌生离开村庄的念头。清晨的读书声、田埂上的吆喝声、傍晚的炊烟，共同构成了村庄最鲜活的生活图景。

2.递减期(2000-2025年)：不可逆的人口外流浪潮

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西驼梁村的人口开始进入加速递减通道，这股浪潮几乎不可逆。2000年，常住人口降至230人，相比1990年减少了70人;2010年，这一数字进一步缩水至160人，十年间又减少70人;到2020年，常住人口仅剩下25人，十年内减少了135人，降幅超过84%。

近五年，人口减少的趋势仍在持续：2021年22人、2022年21人、2023年20人、2024年18人，直至2025年的15人。从1980年的310人到2025年的15人，45年间常住人口减少了295人，降幅超过95%。如今走在村里，多数院落大门紧闭，院墙爬满杂草，只有少数几户老人的院子里，还能看到晾晒的农作物和蹒跚的身影，曾经热闹的村庄，如今只剩下寂寥的街巷和风吹过树梢的声音。

二是产业转型：从“传统种养”到“结构调整”的破局尝试

人口的外流，曾让西驼梁村的产业发展陷入停滞，但在市场驱动与政策引导下，村庄的产业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从过去单一的传统种养，逐步向多元化、规模化的方向探索。

1.传统模式：烙印着时代印记的种养结构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西驼梁村的产业结构长期以传统种养为主，这种模式延续了数十年，深深烙印着北方山区的地域特征。

在种植方面，村民主要种植莜麦、胡麻、豌豆、土豆等耐旱、耐寒的农作物。这些作物虽然产量不高，但适应西山地区的气候条件，是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口粮”。每到播种季节，村民们用牛拉犁、人工播种;收获时，靠镰刀收割、肩挑背扛，一亩地的收成往往要耗费大量人力。

在养殖方面，则以“户养”为主要形式，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几只鸡、一头猪，条件好的家庭会养几只羊或一头牛、一头驴。养鸡是为了下蛋换钱，养猪是为了过年吃肉，养牛驴则主要用于耕地和运输。这种“自给自足+少量售卖”的养殖模式，规模小、效益低，始终停留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层面。

2.调整突破(2020年后)：市场与政策双轮驱动的产业新生

2020年，成为西驼梁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市场需求、粮价波动以及行政整合的多重推动下，村庄的产业结构开始出现明显调整，沉寂多年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

在种植结构上，变化最为显著的是玉米种植面积的大幅增加。2020年之前，玉米在村里的种植面积占比不足10%，但随着玉米市场价格的稳定和新品种的引进，村民发现玉米不仅产量高，而且销路广。到2023年、2024年、2025年，玉米的种植面积已占全村耕地的40%以上，单产最高达到1100斤，创下了村里玉米种植的历史新高。除了玉米，红芸豆、芍药等经济作物也开始大面积种植——红芸豆因营养价值高、出口需求大，成为村民增收的重要作物;芍药则兼具观赏和药用价值，为村庄后续发展特色产业埋下了伏笔。

在养殖模式上，“散户养殖”逐步向“规模化养殖”转型。目前村里已有3户村民开展规模化养羊，共1600只，4户养驴共10头，但这种模式已打破了过去“小打小闹”的格局。更令人欣喜的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曾经因人口外流而丢荒的土地，如今重新被开垦耕种，十余名在外打工的农民也选择返乡，参与到种养产业中，为村庄注入了久违的活力。

三是变迁背后：人口与产业双重变奏的深层逻辑

西驼梁村人口的持续外流与产业的逐步转型，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城乡发展规律、政策调整以及市场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原因，才能更清晰地理解“空心村”的形成与突围之路。

1.人口外流：教育流失与机械化推动的“离心力”

主因：村小学撤销，教育资源流失引发家庭迁移

在农村，学校是村庄的“灵魂”，不仅承载着教育功能，更维系着村庄的人气。1995年之前，西驼梁村的五年制小学师生稳定，孩子们在村里上学，家长们自然不会轻易离开。1995年底撤了小学年后被撤销后，师生们的去向成了压垮村庄人口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少数学生转到镇上的学校，多数则跟随父母进城读书。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孩子的教育是头等大事，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长们不得不放弃村里的土地和房屋，搬到市区定居。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村庄常住人口的第一次大规模锐减。

次因：农业机械化普及，青壮劳力“解放”后进城发展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西驼梁村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需要全家上阵、耗时数月的耕种和收割，如今用拖拉机、收割机等机械，几天就能完成。机械化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也让青壮劳力有了大量空闲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青壮劳力选择进城打工、经商。起初，他们只是农忙时回村，农闲时进城;但随着收入的增加和对城市生活的适应，他们开始在城里购房、安家，将孩子接到城里上学。最终，这些家庭彻底脱离了村庄，只留下年迈的父母守着老宅和少量土地。村里的房屋逐渐空置，土地要么出租给他人，要么因无人耕种而丢荒，村庄的“空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2.产业转型：市场导向与能人带动的“向心力”

市场驱动：遵循“高产量、高价值”的生存逻辑

对于农民而言，种植什么、养殖什么，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划算不划算”。在市场规律的引导下，西驼梁村的村民开始主动调整种养结构：玉米产量高、销路稳，就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红芸豆、芍药价格高、效益好，就尝试种植经济作物。

这种“什么产量高种什么，什么值钱种什么”的选择，看似简单，实则是农民对市场变化的敏锐回应。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村民们还主动引进新品种、新种子，学习新的种植技术——比如通过镇里的农业技术推广站，了解玉米的高产种植方法;通过电商平台，查询红芸豆的市场价格和销售渠道。市场的“无形之手”，正在推动村庄的产业向更高效、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能人带动：行政整合后“先进带后进”的发展路径

2020年，西驼梁村并入东驼梁村，这一行政整合举措，为村庄的产业转型带来了关键机遇。东驼梁村的党支部，是多年的区镇先进典型，党支部一班人在产业发展方面起到领头雁的作用。 并入东驼梁村后，西驼梁村开始复制东驼梁的产业发展路径：学习东驼梁的规模化种植模式，引进东驼梁已经试种成功的新品种，西驼梁村的产业调整步伐明显加快，玉米、红芸豆、芍药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规模化养殖也逐步起步，村民的收入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这种“先进带后进”的模式，让西驼梁村在产业转型中少走了很多弯路。

右玉县常门铺村位于威远镇西南5公里左右,占地面积约0.15平方公里,村西南是常门铺水库,村西北是祥和岭上养殖基地,村东北是古村子进士湾村,正东是古村子中陵村,村正北有村通公路,交通便利。常门铺村在册户数115户，人口公276人，在村常住户数19户，人口30人，与其他县(区)的情况雷同。

总的来讲，革命老区村“空心化”问题较为突出，逐渐演化为由农村人口流动引起的农村整体经济社会功能综合退化，带来了农业生产缺乏吸引力、农村生活缺乏活力、农村整体布局缺乏协调性以及乡土文化缺乏延续性等问题，影响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二、农村“空心化”问题及成因
 

(一)农村产业发展人才流失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革命老区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的人数不断攀升。自 2020 年以来的五年里，革命老区村土地流转率达到 70%，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城市或城镇流动迁移，大批青壮年劳动力脱离土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大都是老人和部分妇女，农村“人户分离”“人走房空”问题突出，导致农村人口数量、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有技术、懂经营、善管理的年轻人日益缺乏，农村人口不断减少，使农村产业发展缺乏必要的智力支持。

(二)留守弱势群体问题凸显

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人口结构严重失调，革命老区村养老照顾难问题日益凸显。外出子女由于自己经济状况不佳等多种因素，对老人的经济支持有限，多数老人只能靠自己从事农业或副业生产获得较低的经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家庭赡养功能。同时，由于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本身还不够完善，社会化养老机构设施设备缺乏，留守老人面临的困难主要还是靠自己去解决，许多农村都不同程度出现“老无所依”的现象。

(三)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困难

由于教育资源整合，大部分农民家庭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农村学校很难满足家长和学生的现实需求，大多数农民家庭举家随迁，涌入县城照顾学生。据调查，讲台背村共有在校学生 42 人,全部进入县城学校读书，陪读家长达到67人，占 100%。革命老区村学校生源日趋匮乏，只有白马石乡还有6个学生，乡村教师随之流失。

(四)农村党员管理服务缺失

由于人口外迁分散，村干部“人难选、选人难”问题非常突出，应县11个老区“空心村”有7个村支书由县、乡干部兼任，占63.6%。大部分外出党员、村民对农村基层党务村务不关心、不参与，导致村级组织活动难开展，党务村务管理工作不够规范。另外，农村当前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党员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中青年后备党员缺乏，而且流动出去的党员管理难度较大，一些农村党员外出不向党组织报告，出现了“组织找不到党员、党员不主动找组织”的情况。导致党员作用发挥不够。

(五)乡土文化发展缺乏延续性

一部分外出务工经商先富起来的农民“小富即安”思想严重，为改善居住条件，举家迁往县城生活。在就业、就医、就学、文化等良好环境条件的影响下，受相对于农业文明更为先进的城市文明熏陶:逐步接受并内化城市文化，脱离原有的乡土文化，传统农村文化中的重情义、重家庭和重乡土归属的美好品质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乡村文化秩序逐渐淡化、边缘化。另外，在互联网、自媒体等现代传媒作用下, 外部文化对农村的影响越来越大，乡土文化被人们下意识地遗弃，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越来越弱、群体越来越小。

三、治理革命老区村“空心化”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一)大力发展富民产业

增加农民收入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带动村民脱贫致富，解决“空心村”问题的根本，要围绕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和田园综合体“三园一体’建设，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探索农业众筹、农产品定制、农旅结合等农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加就业岗位，吸引农村青壮年在农村发展。要加快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接机制，培育一大批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要鼓励引导农民积极发展交通运输、商贸服务、乡村旅游等二、三产业，拓展劳务输出，增加农民收入。同时，积极引进和培育各种专门人才，吸纳企业商人、公务员、知识分子乃至各行业普通工作者“反哺”家乡，带动农民致富。

(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社保体系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首先要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和投入力度，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农村老人在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空巢老人提供定向服务。要切实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为留守儿童营造安全、关爱、健康的就学环境。另外，采取政府出资、社会志愿者以及邻里互助等方式，建立面向农村老人和儿童服务的社会工作者队伍或者服务站点，向农村留守老人、儿童提供生活照料、情感慰藉、心理辅导等服务。

(三)抓好村庄规划建设，合理定点布局

依据空心村的不同类型，综合考虑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做好村庄空间布局和产业发展，采用合并、迁移或转型治理的模式，着力推进生态移民搬迁工程，把农村宅基地整理与城镇建设，中心村的扩展与自然村合并结合起来，使村庄建设既不浪费土地，又能满足广大农户生产、生活需要，促进村庄内聚式发展，引导农村居民向集中居住点集中，向中心村、中心镇适度聚集。在规划修编中,应统筹考虑村道、自来水、污水处理和禽畜分离等基础设施配套和教育、卫生、企业等用地的协调,做到村庄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与集中居住点建设相结合,与生态文明村建设相同步,力求实现村庄用地集约、功能完善、有利生产、便于生活。以“强带弱”激活发展动能。对于人口少、资源有限、发展乏力的革命老区村，按照群众意愿，将其合并入邻近发展较好的村庄，是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路径。 在合并过程中，需要注意充分尊重村民的意愿，避免“一刀切”;同时，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确保被合并村庄的村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

(四)加大文化建设力度，培育乡土文化

要破解农村文化空心化首先要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推进乡镇综合文化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真正发挥乡镇文化服务中心文化的供给、服务和管理职能。要以村庄为立足点，培育乡村文化建设的传承主体，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使乡村文化供给和传承真正得到群众的认同和接受。其次，要确保文化建设的外部供给与符合村庄内部文化需求相统一，把乡村文化保护与乡村旅游业、田园综合体建设等结合起来，加强乡土文化的宣传，让城乡居民共同参与乡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打造“红色+特色”产业。革命老区村最大的优势是“红色资源”，因此，在产业发展中，要充分挖掘红色文化内涵，打造“红色+”特色产业。如朔城区西驼梁村作为革命老区村，老一辈村民的革命故事，都是宝贵的红色资源。可以通过引资引人，对村里的旧村落进行改造：保留传统的窑洞、院落格局，将部分空置房屋改造成“红色民宿”，让游客在体验乡村生活的同时，聆听革命故事;利用村里的土地，种植芍药、油菜花等观赏性作物，打造“红色旅游+乡村观光”的业态;开发红色文创产品，比如印有革命标语的手工艺品、以老区故事为主题的剪纸.板刻，书籍等，延伸产业链条。通过“红色+民宿”“红色+观光”“红色+文创”的模式，不仅可以盘活村里的闲置资源，还能让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五)选择适宜改造模式,先期试点推广

“空心村”改造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县级党政组织要成立“空心村”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空心村”治理工作的领导，通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通力配合,群策群力, 为“空心村”治理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搞好先期试点，按照“先易后难,以点带面”的原则, 在试点成功运行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然后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理工作，确保成熟一个改造一个,改造一个见效一个。同时，由于各村的自然环境不同、地理位置各异、经济基础不一, 应从各个村庄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村制宜，分类实施,采取不同的“空心村”改造模式。另外，要充分利用民间资本，采用由民间社会资本与村民共同出资改造“空心村”模式，如让房地产开发商介入“空心村”改造，实现彼此之间的互利双赢，以解决改造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注重发动在外成功人士资助“空心村”改造，调动在家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共同建设美丽家园。

(六)激发农村党员活力

加强管理服务要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把一些热心公益事业、率先致富的有志青年吸收到农村党员队伍中来。要定期开展党员党性分析和民主评议，稳妥慎重地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和提升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三会一课”等制度，保障农村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要按照农村党员需要什么学什么的原则，切实增强教育培训的实效性。同时，充分发挥农村党员群众在空心村改造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农村党员投身改造空心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七)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转变农民观念

当前“空心村”改造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对宅基地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过来，不少人还认为宅基地是祖业，对“空心村”改造工作有抵触情绪。在“空心村”改造初期, 要结合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电视、广播及微信网络平台等各种媒体加大对《土地管理法》《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法律观念和节约土地资源的思想意识，逐步破除农民对宅基地的畸恋和宅基地私有、宅基地传后、宅基地是风水等传统观念, 形成宅基地公有、一户一宅、建新拆旧、按规划用地的共识, 为“空心村”改造工作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向群众宣传“空心村”改造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进而使广大群众做到思想上理解、工作上支持、行动上参与，推动“空心村”改造工作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