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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老党员孙宝明的革命生涯

2021/06/16  浏览量:     

  战争岁月

  我的父亲孙宝明,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在共产党内,他行政级别14级,最后的职务是淮阴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党内和行政职务等级中,只是一个中低层干部。但是,他是千千万万革命先辈中的一分子,在中国革命风云激荡的岁月里,在起起伏伏的历史过程中,有着为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浮浮沉沉,战斗、挫折、磨难、成功的历史。

  《淮阴孙氏宗谱》记载,淮阴孙氏的先祖,由妫姓演变而来。先祖的居住地为山东,后迁徙至江苏苏州。这支孙氏的祖先,出过几个伟大的人物,最为有名的有孙膑、孙武、孙策、孙权等人。六百多年前,孙家祖先苏州的居住地沦为一片汪洋。先祖淮公弟兄六人,被迫迁徙至现在的淮安市淮阴区。父亲孙宝明,已经是淮公的第 13代孙。

  父亲讲,他的曾祖父那一辈,居住地是淮阴县老张集东北的孙庄,家境小康。到他的爷爷那一辈,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为人义气,经常拿家资资助贫困人家,以致家境破落,生活困难。所以,我爷爷被招婿到淮阴县西北的花庄,当了倒插门女婿,父亲1922年在那里出生。青少年时期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和其他孩子一样,他也学着务农。只不过,我的爷爷有眼光,把父亲送到私塾读了几年。

  苏北抗战初期的共产党组织

  土地革命时期,苏北的共产党组织,因国民党镇压,遭到了灭顶之灾。“七七事变”后,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一大批原苏北共产党人,走出了国民党的监狱,回到家乡。他们以自己坚定的信念,自发地组织苏北抗日同盟会,动员民众抗日救亡,同时派人出去找党。

  1939年3月1日,党组织派来的张芳久等同志,在淮涟淮重建中共中心县委,下辖淮阴、涟水、淮安、泗阳等县委。

  同日,日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淮涟泗诸县城。

  在此背景之下,苏北抗盟的领导人,各自在自己的县份拉起队伍,武装抗日。6月,中共苏北领导机关对各县抗日武装进行整合,成立了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团。这支被群众称为“淮河大队”的抗日武装,孤悬敌后,坚持抗日。他们的活动范围是淮阴、涟水、沭阳、泗阳一带,其中心就是我家乡北面的涟水成集朱南荡。

  1939年底,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区划,淮阴县委在我们家乡的五区成立了区委组织。在当地民众当中积极开展活动。共产党的活动虽然处于地下状态,但宣传、组织、动员活动非常活跃。加之淮河大队在远离主力,环境恶劣,生存相当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抗日的事迹,使年轻的父亲耳濡目染,思想上很受影响。

  加入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

  1940年初,共产党淮阴县五区区委书记张涛亭找到了父亲。张涛亭和父亲是同村人,对我父亲有所了解。他向父亲介绍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介绍了八路军抗日的主张。他的宣传对父亲产生了极大的撼动。淮海地区土地贫瘠,广大乡村农民生活贫困,农业劳作艰难。共产主义的理想,给了年轻人一个光明的前景。而父亲这样的年轻人太需要有一个光明的前景。共产党告诉年轻人,只要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就一定能实现光明的前景。真理的指引很光明,时代的黑暗很压抑。张涛亭的话,使父亲的思想激荡不已,激发着父亲走向了革命的道路。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要求加入队伍,武装抗日。

  张涛亭没有同意父亲加入抗日武装的请求。

  1940年9月15日,父亲的党籍转正。在这之前,黄克诚、彭明治分别率部共一万多人南下华中,执行中共中央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于1940年的7月底进入淮海,并在各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根据地,“建设自己的家”(刘少奇语)。9月8日,淮阴县在花庄成立抗日民主政府。也就是说,父亲以预备党员的身份,经历了政权建立前的艰难时期,接受了考验。

  此后,张涛亭10天8天就和父亲谈一次话,要求父亲保密共产党员的身份,积极宣传党的的抗日主张,在村庄和周围物色更多的进步青年介绍给组织。抗战初期,中共党员身份有公开、半公开、不公开三种状态。一些号召力强的共产党员是公开身份;一些社会影响力大的共产党员则是半公开身份,以进步士绅的面貌开展工作;还有一些共产党员,特别是刚加入组织的同志,是以秘密的身份从事活动。这是当时党组织成熟的表现,也是共产党较为有效的工作方法之一。首先,隐蔽的身份可以让对手辨别不清政治面貌,更好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其次是利于情报工作的展开;第三便于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群众工作是我党的传统和方法。共产党开展群众工作,在于让共产党的组织进入到每一个乡村,触及到每一位农民,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团结起来,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像父亲这样的秘密党员,就像是共产党的种子,在那里宣传党的主张,让共产党的主张得到群众的拥护,组织群众,能够在当地团结广大的群众,发展组织,使共产党组织成为战斗堡垒。父亲当时并不懂得这么深奥的理论,但是,他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实实在在的做着这些工作。

  脱党,误入国民党军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公然反共,抗日形势骤然复杂,苏北政治环境恶化,对敌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当时,这个地区成为日寇、伪军、八路军、国民党军的拉锯较量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淮阴同时存在着共产党、国民党、汪伪三个政权。蒋汪合流,联手日寇,给新诞生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带来极大的危害。党组织这时为了应对局势,迅速调整部署,撤销机构,强化转移幅度,精简人员,加大游击强度。父亲当时是秘密党员,没有公开身份,组织上决定他留在家中读书,要求他保守党的秘密,收集敌人情报。

  谁知单线的联系,让父亲失去了与党的关系。在和组织上失去联系的一段时间里,父亲感到无依无靠,非常孤独。敌顽势力非常疯狂,他听不到党的声音,非常着急,不知道如何开展党的工作。历练的单薄,阅历的缺失,让他担心身份暴露,被敌人抓去,以至于急火攻心,于1941年6月,突然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一直到1942年7月,病情才有所好转,能够外出行动。但这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和党联系,没有交党费,按照党章规定,已经是实际的脱党。

  病愈不久,父亲终于找到了原来的组织联系人张涛亭,坦诚说明,要求继续为党工作,并且还交了一角5分钱党费。但是,在那样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组织上实在无法考察父亲在这一年多时间里的作为,于是劝父亲继续回家休养,等待党的调查和通知。

  父亲于此陷入了苦闷当中。想继续为党工作,可是还没有组织上的调查结果和结论。继续在家又怕敌顽知道他的身份,遭受不测。此外生活也无着落,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他二姐正好回娘家探亲,看到父亲无法生活,很是心疼,就让父亲跟她走,让二姐夫给弟弟找个吃饭的去处。其二姐夫是国民党军统派在苏北地区领导国民党军抗日的一个军官。二姐以女人之见劝他:只要打日本,参加哪个队伍都是一样的。这样,他去了淮安县车桥镇,投奔了二姐夫。二姐夫把他介绍给国民党韩德勤的部队,到八十九军独立旅某团卫生处当看护员。

  日军占领苏北后,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基本解体。但国民党的军队还有十万余人,在国民党江苏省省主席、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八十九军军长、泗阳洋河人韩德勤的率领下,仍在苏北游击。但韩德勤有个“摩擦专家”的称号,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环境中,他积极奉行国民党顽固派的排挤、对抗共产党的新四军抗日武装,处处挑起矛盾,发生对抗。在经历黄桥战役、程道口战役被新四军打击后,剩余力量龟缩在兴化到淮安的车桥、风谷里一带。其基层影子政权在韩德勤军队的羽翼保护下,游荡在苏北的乡村,韩德勤军队也借着基层势力,到处作恶。

  父亲在国民党军队,真正体会到了宗旨不同、性质不同,两个党的军队有着本质的差别。不比不知道,一比见真章。国民党军队里,几乎每个军官都有小老婆。他这个看护员,实际上就是这些军官的私人保姆。每天都要给他们洗衣服,甚至还要为他们倒马桶。那些伤病员,自吹是抗日英雄,动不动就打骂他们这些看护员。父亲一个月的时间被毒打了两次。二姐夫自从介绍了这份工作,从此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一面。所见所闻,让父亲下定决心要离开国民党军队。在一次鬼子的大扫荡中,这个团被日寇彻底打散,父亲趁机逃脱出来。但这两个月的经历,成为父亲一生当中沉重的政治负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了磨难。

  入伍,恢复组织关系

  父亲回到家乡后,依然没有找到联系人张涛亭。于是他转换思维,决定找熟人,先加入我党抗日武装再说。1942年11月,他找到也是抗战初期第一批加入共产党的党员、同乡沈华,在他的介绍下,父亲加入了地方抗日武装。为了表明抗日救亡的决心,在填表时,父亲把名字由孙宝明改为孙保民。表明坚决保卫人民的心志。

  父亲入伍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期。由于他小有文化,入伍时就担任了连队的司务长。他努力工作,希望早日能够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为此,他不但把连队的伙食调剂的很好,还积极地参加每次的战斗,多次受到首长的表扬。

  入伍一个多月后,父亲向当时的区中队长张其坤同志汇报了自己在张涛亭同志介绍下入党的经过,也汇报了自己脱党的情形。由于当时斗争形势的残酷,组织上无法找到张涛亭同志。因此,父亲的组织问题一直拖着。

  1943年6月,华中新四军落实刘少奇“主力部队地方化”决策,淮阴县大队对外称淮海军分区四支队十团。为加强抗日武装的发展,组织上调父亲到县大队训练队学习。他向组织上提出了因联系人没回来,无法证明原来的组织关系,是否可以考虑重新入党?这个想法得到了组织上的认可。1943年6月11日,在江苏省淮阴县五区五里乡张庄填表,经淮阴县大队部党总支委员会批准,于当日晚举行入党仪式,党龄无候补期。1943年7月,张涛亭同志由地委返回淮阴县。他证明了父亲曾入党,是地下党员的事实。县大队总支委员会专门讨论了父亲的党籍问题。最后结论是残酷的政治环境造成了父亲的脱党。在脱党期间,父亲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泄露党的秘密,而且还前后两次主动寻找党组织,由此决定恢复党籍。但是在脱党期间,从1941年7月到1942年7月,没有为党工作,也没有缴纳党费,不能计算党龄。另外决定再给予扣除一年党籍之处分,入党时间至1943年6月算起。现在看来,似乎不可思议,还有“扣除党籍之处分”,从中可以看出,当年党建的严谨规则和严肃态度。上级党组织对于父亲的脱党经历给予如此严肃的处理,使父亲对党的建设中的纪律建设有了新的认识,任何党员,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违反纪律,都必须给予严肃的处理,以其接受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只有如此严厉严肃的纪律,才能够保证党在复杂艰难的斗争中无往而不胜。

  恢复了组织关系,在组织中的活动,使父亲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理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坚定意志。在淮阴县大队训练队训练了40天以后,接着又到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四支队轮训队学习,为期4个月。紧张的学习训练生活,父亲的思想理论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知道了为谁打仗。军事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懂得了游击战,麻雀战等八路军基本战术。每一次的军事测验都是80分以上。同年10月,父亲被分配到大兴区中队做文化教员。1944年1月,升任该连的副政治指导员。

  随着党籍问题的解决,父亲在以后的工作当中,从连队的支部委员,到支部书记。从营一级的党委委员,到党委书记。从团一级的党委委员,到团政委时担任团党委书记。以后转业到淮阴地委,担任工业交通政治部副主任,文革后恢复工作,担任淮阴县物资局党委书记。一直做党内工作,直到离休。

  父亲的党籍问题,从入党到脱党,从脱党到重新入党,从恢复党籍到给予处分,重新认定入党时间,是一个曲折的经历。这是战争年代共产党的不执政地位,残酷的岁月,复杂的环境,艰难的斗争所造成的。他也是一个幸运儿,最后终于解决了党籍问题,能够在革命队伍中顺利发展。

  回顾历史。有多少仁人志士,因为党籍问题,走上各种不同的道路。曾经有过这样的资料:1937年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员,因为各种原因,有95%的人没有能够在共产党内奋斗下来。他们或者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面,或者在局势面前退缩,脱党而走,甚至成为叛徒,或者因为局势的变化而找不到党,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因为党在斗争当中的环境和自身的错误、误会,而遭到自己人误解、迫害,甚至杀害。能够坚持下来的人,都是为了真理而奋不顾身的人。父亲当年入党时,之所以有那样复杂曲折的情节,也是敌我斗争复杂的环境所决定的。当年,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为了追求真理,很多人都有这样曲折复杂的入党经历,父亲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而已。

  英勇的战争经历

  父亲1942年11月参加抗日队伍,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在江苏淮阴县大队大兴庄三连。后来淮阴县大队与涟水县大队等兄弟队伍整编为新四军三师独立旅28团,这支部队在攻打淮阴城,被命名为“清江部队”后,淮阴县组建警卫团,父亲到了警卫团警卫连。解放战争初期,淮海军分区重新组建独立旅,父亲又到了淮海军分区教导营三连、军分区四团二连、四团政治处、军分区独立旅二团政治处。解放战争中期,华东野战军组建苏北兵团,父亲在12纵队34旅101团政治处;后来部队改建为三野30军88师,他在263团政治处。88师改隶第26军,父亲仍在263团政治处任职。先后担任连队司务长、文化教员、副指导员、指导员、政治处民运干事、民运副股长、民运股长、直属队民运股长、协理员。到1949年7月,父亲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名正营职军官。

  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是残酷的生死搏杀。不论那一方胜利,都建立在无数的生命之上。刘伯承元帅说过,他不敢面对无数牺牲官兵的父母。一个前辈说过,在那样残酷的战争中,没有100个人的尸体铺路,当不了连长,没有1000个人的尸体铺路,当不了营长。正是有了千千万万的战友的牺牲和敌人的死亡,我们的淮海大地,我们的祖国,才有了崭新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军队,才走出许多年轻的军官,父亲孙宝明,是其中的一个。虽然职务不高,但他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

  7年的战争岁月,除了在连队中担任职务,父亲大部分时间,都是做民运工作。此工作在解放后的军队正规化中,已经正式更名为群众工作。战争年代的民运工作,比和平年代的群众工作,内容要广泛的多。根据我军战争年代繁多的文件规定,民运工作除了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还要协助招募新兵,筹集粮草。和当地党政机关联络,互相通报情况。战斗时,组织群众的担架队,在战场上抢救伤员,向后方运输伤员。解放一个地区,要协助有关部门处理敌产和城市管制等工作。每次部队的行动,都由民运部门负责打前站。一支队伍能否发展壮大,部队的后勤供给能否保证,战斗中能否及时抢救伤员,减少死亡,能否赢得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当时的民运工作,是重要的保证。那时候,父亲负责一个团的民运工作,任务是繁重而复杂的。

  父亲在担任民运干事和民运股长时,为了了解战区的敌情和民情,为部队转移打前站,经常带着三五个人深入敌区了解情况 ,来回通过封锁线,进行穿梭式的战斗,有时还要抓舌头回来进行审问。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敌人大军压境,环境非常恶劣,稍不留神就会被敌人发现。有时一天几次和敌人遭遇,多次发生战斗。只有无所畏惧的大无畏精神,才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1944年3月,日本鬼子在淮海区大扫荡。父亲带领一个排,在掩护大部队转移以后,又连续冲过敌人的三道防线,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当时全排伤四亡一,其余安全无损。危险的环境下,生活非常艰苦,经常吃不上饭,没有时间休息。

  1947年元旦,父亲在他自传中描写道,一天时间没有吃饭,天黑以后,才找到老乡,借了一点地瓜干,算作一顿新年会餐。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父亲所在的淮海四支队十团中,有一位名叫张峰的副团长,1964年晋升为开国少将,先后担任过沈阳军区和济南军区副司令。他在军事上,给过父亲莫大的帮助。当时他分管团里的民运工作,每次父亲出发,他都亲自交代任务,和父亲一起研究作战方案。很多年以后,当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农村时,他专程从济南来到淮阴,看望落难的父亲。这种由战火培育出来的上下级关系,是真正的阶级感情。

  父亲参加的主要战斗

  每次战斗打响,民运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运送伤员。父亲必须组织担架队,带着担架队跟着队伍前进,随时将负伤的战友运送到后方,将牺牲战友的尸体,抢运下阵地。激烈的战斗中,子弹横飞,炮火连天,不时有战友牺牲在自己面前,伤员要及时的向后方抢运。1947年8月的魏庄战斗、1948年7月的陈家港攻坚战、1948年10月的连云港战斗、1948年11月的汜水追击战,都是他经常提及的战斗。这些战斗中,他带领担架队参加战场救护,当时部队伤亡较大,有时担架跟不上,他多次背着伤员向后方转移。浸透伤员鲜血的衣服,粘在身上。战斗结束时,被体温捂干,成为黑色的硬布,那都是战友的血,烈士的魂,是共和国大厦的凝固剂。

  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74师占领了淮阴、涟水等城市,大部队北撤,父亲所在的部队根据上级的指示,一直坚持苏北敌后游击战争。随后,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运用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方针,解放军以少胜多,由劣势转为优势。1948年,父亲所在的部队上升为华东十二纵队34旅,直接参加了淮海战役。根据上级的命令,他们部队从淮阴急行军直插海州,歼灭了企图从海上逃跑的国民党军队,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解放了连云港。随后,在解放了两淮城市之后,进行了汜水追击战,解放了宝应城。

  淮海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父亲所在的第30军88师263团,前进到长江北岸的安徽当涂,进行渡江作战训练。1949年4月21日,该军在当涂正面强渡长江。当时的渡江战役,江苏的江阴要塞区国民党军队起义,迎接了渡江的解放军。在南京,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4月19日全部撤离南京,南京被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为首的地下党全面接管,所以和平解放。渡江战役前,父亲参加了当时我军发起安徽当涂的西凉山战役。这场战役是为了声东击西,强攻渡江。这场战斗相当惨烈,时任90师270团的团长朱慕萍,在战斗中被国民党军炮弹击中,光荣牺牲。朱慕萍是涟水人,曾任淮阴县警卫团副团长、团长等职务。

  渡江后,88师解放了澛港。强势的攻击,使芜湖的国民党守军望风而逃,芜湖因而和平解放。263团参与了芜湖的警备防务任务。当时,30军军长谢振华兼任芜湖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88师师长吴大林兼任军管会委员。

  4月30号,30军接受命令,向上海进军。部队到达上海浦东时,天降大雨。父亲所在的88师263团,按照上级赋予的任务,和兄弟部队一起,冒着大雨插入敌后,解放了顾家路镇,切断了敌51军和敌12军之间的联系。为了防止敌人重新连接阵地,夺取逃跑路线,263团在三九港、王家宅、唐家宅构筑了防守阵地。敌军在重炮掩护下,组织了三个团的兵力,向263团阵地进行了疯狂的进攻,企图杀出重围,与敌12军重新连接。263团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抗击,苦战一天,牢牢的守住阵地,打垮了国民党军三个团的反扑,保证了大部队全歼守敌。这场战斗,以及解放川沙及周边地区的激烈战斗,是父亲抢救伤员最多的一次战役,也是他们团在解放战争中牺牲最大的一次战斗。263团一营营长毛廷振和343名战友,牺牲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现在,他们都安葬在上海浦东新区川沙烈士陵园。他们牺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用自己的生命,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础。我们为他们鸣枪致意。

  上海战役,父亲所在的九兵团30军,首先到达浦东,至1949年4月26日,肃清了浦东地区守军残部。27日上海全部解放,30军在该战役中歼敌14000余人。5月26日,三野下达命令,以九兵团21万兵力担任上海地区警备任务。7月13日,三野发布建字1号命令,解除九兵团对上海的警备任务,集结在上海郊区整训待命,并协助清剿上海郊区的土匪。

  在解放上海以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部队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台湾。当时三野主力九兵团,无疑是渡海攻台的第一梯队。为加强该兵团的突击作战能力,三野特意将七兵团的主力23军和八兵团的主力26军调归九兵团建制。1950年2月,裁30军,以其军部组建华东海军军部,,所辖三个师分别充实第20、26 、27军,加强攻台力量。父亲所在的88师调归26军。

  父亲当时驻防崇明岛,全程参加了上海的警备任务,清剿郊区土匪和攻台作战训练。他所负责的民运工作,任务繁重而复杂。他曾经说,在这段时间里,是他工作最繁忙的时期之一。他看到了敌特的凶残和顽抗,有时不得不架起机关枪,对他们进行集体歼灭。这就是阶级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同时,在对上海的警备工作中,涌现了霓虹灯下的哨兵,拒腐蚀,永不沾的“南京路上好八连”这样的英雄集体,使上海人民充分体会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树立了人民解放军的军威。

  父亲所参加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对外反侵略、对内反压迫两次伟大的胜利。在这两场伟大战争中牺牲的无数先辈,是伟大的光荣,从战争中活着走出来的人,得到了应有的荣誉。父亲除了在各次战斗中所获得奖章和纪念章,在1955年4月被授予三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

  攻台准备转为抗美援朝

  1950年6月,正当父亲所在的的九兵团加紧进行攻台准备,台湾国民党军日益惊慌失策之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直接插手入侵朝鲜,并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进行海上封锁,以阻止我军解放台湾。考虑到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边境,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将攻取台湾的任务后延。作为攻台第一梯队的九兵团,也很快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入朝参战。此后至今,解放台湾就由实实在在的军事准备,变成了尚未实现的政治目标。

  1950年10月8日,26军奉命解除攻台任务,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6军,赴朝参加抗美援朝的光荣任务。10月17日起,26军分批北上,进行人员武器补充和短期训练,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父亲跟随部队,10月25日到达山东滕县进行整训。11月5日,因朝鲜战场局势变化太快,中央军委命令九兵团火速开进。行动初期,基层官兵不知任务。父亲所在的263团11月10日登上十几列火车。在隆隆前行的火车上,他们才传达了朱德总司令10月29日在华东军区第九兵团驻地曲阜,向团以上干部所做的《朝鲜战局形势与入朝作战的意义》的报告。直到此时。基层官兵们方才得知,这次紧急行动,并不是南下,而是北上,直接入朝,投入东线作战。11月12日,部队抵达辽宁抚顺。在这里,原定进行换装,并补发冬季服装设备。但是,由于军情紧急,部队来不及全部更换冬装,便于17日离开抚顺,直接开赴朝鲜。19日夜间,部队在临江步行渡江,并于22日进入预定作战地域。就这样,在后勤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身着华东地区的薄棉衣,脚穿胶鞋和布鞋进入朝鲜,出击作战。

  开进途中,指战员得知抗美援朝的任务,并进行了战前动员。根据上级传达的敌我军情态势,很多人都认为敌我兵力悬殊,从上到下都存在轻敌麻痹的思想。大家裹挟着解放战争横扫蒋介石百万大军的雄威,认为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联军只有30多万人,我们九兵团入朝,只要打三仗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思想从上到下都存在。从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的兵力部署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倾向。他把父亲所在的26军作为预备队,部署到离主战场80公里的地方,在以后的战役中,使部队无法及时赶到狙击地点,影响了全歼敌人的战斗决心。由于仓促的入朝过程,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有充足的御寒装备,没有及时的后勤供给,对朝鲜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研究的也不够充分。这一切,为26军以及所属的88师,进入朝鲜第一仗走麦城。埋下了伏笔。

  艰难困苦的长津湖战役

  战后几十年,中国和美国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老军人和一些记者,在描写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的长津湖战役时, 最集中的描述就是六个字《最寒冷的冬天》。朝鲜的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坐落在朝鲜北部的盖马高原,该地区平均海拔1300多公尺,冬季的平均温度可达到-30度。1950年11月,朝鲜北部遭遇了50年一遇的寒流。美军在战斗结束后的总结报告中记载,长津湖地区的气温,在正午时分,最高气温仅为-25度至-20度,凌晨的最低气温,低至-45度至-25度。父亲所在的26军,作为战役预备队,紧急支援长津湖地区的作战,一入朝,便遭遇了长津湖地区的极端低温,还没有投入战斗,就被残酷的寒冻冻死冻伤上千人。父亲的两只脚,被冻掉了三个指甲盖。

  按照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的部署,用全兵团15万人,包围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及相关的部队3万人,像解放战争时期对付国民党军一样,包围起来,可以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可是,宋时轮和更高的指挥员,甚至最高统帅,都高估了志愿军的力量,低估了美军的战斗力。极度的寒冷,极度的饥饿,几乎断绝的后勤,两军装备极度的差异,使人数占绝对多数的志愿军。完全没有达到自己的作战目的。

  父亲所在的26军,作为九兵团的预备队,12月3日投入战斗。在这之前,九兵团的20军和27军,已经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联军,进行了无比惨烈的恶战。他们进行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的第2次战役东线部分。1950年11月27日,20军和27军一举将长津湖地区排成一字长蛇阵的美陆战一师以及配属的美步兵七师、第31团大部、32团一部切成4段,分割包围在4个区域,使其首尾不能照应。然而被包围的美国军队,毕竟是参加过第2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部队。他们凭借优势的后勤供应,先进的科技力量,强大的武器装备,与火力不足、没有后勤、饥寒交迫的志愿军形成了胶着状态。在收拢兵力以后,美军开始了突围行动。我英勇的志愿军经过浴血奋战,全歼了附属美军的英军第41特遣队和美步兵7师第31团(“北极熊团”),击毙了这个团的团长麦克莱恩上校,缴获31团团旗(现保存在抗美援朝纪念馆)。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成建制全歼美军团级以上作战单位的战例。天气寒冷,补给困难。战斗激烈,志愿军大幅度的减员,使战斗优势的天平,逐渐倾向美军。经过数天激战,因为弹药匮乏,火力不足,寒冻减员,战斗人员减少,志愿军基本失去了攻击能力,无法有效阻挡美军的撤退。

  12月2日,北京最高指挥部下达命令“今明两晚基本解决被包围之敌。”接到命令,九兵团立刻决定动用预备队26军,对长津湖地区美军攻击作战。此时26军各师的位置,距离预定攻击地点较远,无法按时抵达。父亲所在的88师接到作战命令,已经是12月3日凌晨零点。88师当时驻地,在26军中,是距离主战场最远的一个师。上级命令他们,作为全军的先锋部队,于12月4日凌晨,插到独秀峰一线,构筑阵地,狙击美军南撤。让驻地最远部队当先锋,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命令。战后的总结中,非常多的人提出这个问题,可是都没有得到指挥部的明确答复,只有大家的某些猜测。

  接到命令当晚,天降大雪,风雪弥漫道路难行,部队没有翻译和向导,无法识别方向。师长吴大林担心风雪中行军容易掉队和迷路,没有下令部队立刻出发。直到3日下午15时,才率领第一梯队南下。父亲作为263团直属队政治协理员,率领直属队全体人员,跟随第一梯队大部队,向预定地域开进。

  88 师11月21日跨过鸭绿江,到12月4日,半个月时间没有得到过任何给养补充。入朝时每名人员自带的8斤炒面早已吃光。父亲曾得到过命令,可以就地筹措粮食。但长津湖地区人烟稀少,先行入朝的20军和27军已经在当地筹措粮草,后来的部队根本无法筹措,部队处于全体断粮的情况。全师官兵饥寒交加,头顶纷飞的大雪,在齐腰深的大雪中,顶着美机的轮番轰炸急行军,体力不支掉队者不断增加。父亲入朝以后已经冻坏双足,此时脚上裹着纱布急行军,有时要手脚并用,向前爬行才能跟上部队。团长曹通三、政委宋杰看着越来越多的掉队人员,有的甚至一头栽在地下,再也没有醒过来。便命令父亲作为团后卫收容队队长,收容掉队的官兵。父亲得到命令,便组织人员,收拢掉队的官兵,进行分别处理。对一些因饥饿寒冷而冻死的烈士,把他们的遗体集中起来,每个人做好标识。待战斗结束后送。对一些重伤病号,及时组织送往后方医院。对一些轻伤病号,把他们编成班组,做好思想工作,相互照顾,就地疗伤。一些可以参战的伤员,组织起来送往前方部队。

  为了尽快赶往作战指定地点,部队大白天冒着美军飞机的轮番轰炸,在没有防空措施的情况下,不顾一切进行急行军。当时部队在空旷的原野上无处躲藏,遭受了严重的伤亡。262团和军属三个炮兵营,在敌机的轮番轰炸下,没有到达指定地点,便丧失了全部的战斗力。师长吴大林乘坐的汽车被炸毁,司机被炸死,他本人受了轻伤。因为这个原因,吴大林和部队失去联系,整整一天。也有人说,为了躲避敌军轰炸,副师长王海山竟然放弃指挥,躲进了一辆被志愿军炸毁的美军坦克中。

  更加可怕的是,由于天气复杂,敌军轰炸,部队散乱,没有向导,没有翻译,作战地图不准确,全师迷失了行军方向。待他们赶到上级指定的作战地点,已经是接受命令的三天以后。263团作为先锋团,赶到狙击地,发现公路积雪上有清晰的车轮印,说明美军已经突围出去了,团长曹通三立刻命令部队追击撤退的美军。就在部队下山沿着公路追赶美军的时候,见到了美军突围出来的坦克。美军的坦克见到追击的志愿军部队,调转头来,迎着志愿军开过来,直接从只携带轻武器的队伍中碾压过去。公路夹在两座山的中间地带,追击部队在公路上遭到了美军坦克的碾压,很多士兵向两边山上跑,被美军坦克火力准确射击,部队伤亡惨重。一个主力团刚与敌军接触,就失去了战斗力。

  收容任务也艰难

  父亲所担负的后卫收容任务,同样艰难而繁重。88师在这场战役中,冻死冻伤失去战斗力三分之一,敌机轰炸战死战伤三分之一。这些伤亡,大大增加了父亲这支后卫收容队的工作量。在短短的十多天时间里,除去牺牲的烈士,送往后方的重病号,往前方部队送去重新整编好的人员就有三批。

  当时在通往战场的道路上,到处都是掉队的官兵。在收集掉队战士时,只要一听到苏北口音,就知道是88师的官兵。因为26军其他的部队,都是山东的子弟兵,而88师,是在苏北大地上组建起来的部队。掉队的战士,听到苏北口音的家乡话,就知道找到了自己的部队。收拢起来的部队,集中在一条山沟里,给养供应不上,三天没有吃饭。组织了一批轻伤员,到附近寻找所有能吃的食物。最后找到了一块因为战争没有收获的土豆地,大家用刺刀挖出了一些土豆,才得以充饥。集中的人员都是掉队而收拢到一起的,互相基本不认识,组织工作也很繁杂。还必须做好宣传鼓动工作,激励大家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斗志。寒冷问题非常难以解决,很多的人背包丢失,平均10个人只有两三床被子,没有手套,没有棉鞋。在夜间零下30度的低温中,只能组织大家互相拥抱取暖。那几天,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战士因寒冷而一睡不起,牺牲在那冰冷的冬夜。父亲拖着冻坏的双脚,由于繁杂的工作和寒冷的天气。在结束战斗返回部队时,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和关节炎,行动起来非常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拄着一条棍子来支撑自己的行动。

  长津湖战役,志愿军九兵团以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将美军彻底赶出了长津湖地区,美军伤亡14,000多人。由于寒冷的气候,落后的装备,断供的后勤,还有上下各指挥机构的失误,致使九兵团无法完成全歼敌人的战斗决心。第九兵团的牺牲,换来了抗美援朝第2次战役的伟大胜利。在战略态势上,二次战役成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转折点。它打破了麦克阿瑟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美梦,成功将美军赶到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朝鲜战场上的局势,为后续的军事斗争,奠定有力的基础。这场战役中,涌现了无数的志愿军英雄,谱写了数不尽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战斗以后,直到现今,有无数的文章,歌颂长津湖战役中的志愿军战士。父亲没有在前线参加直接的作战,在他以后的自传和谈话中,多次谈到,他的后卫收容工作“没有自己参加战斗的贡献大。”

  撤销88师番号和建制

  长津湖战役之后,部队在永兴进行纪律整顿。88师由于推迟出发时间15个小时,行军途中损失惨重,没能按时到达指定作战位置,致使美军突围。许多师团领导因为畏战,都受到了处分。师长、政委、副师长被送军事法庭。彭德怀当时大发雷霆,坚持要枪毙师长吴大林。后来全师指战员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宽赦曾经是老红军,朱德警卫员的师长。最后吴大林去担任了吉林兵役局的副局长,1960年在锦州军分区司令员职务上离休。263团团长曹通三也被撤职,这位1938年从苏北参军的老八路,许多年以后,在德州军分区副司令的位置上离休。这支部队没有受到处分的干部,在以后的使用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父亲1948年的营职干部,到1959年才提为准团,担任76师群工科科长。这在部队干部调配工作中,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88师调配到其他部队的干部,基本上都存在这个问题。可见抗美援朝时的走麦城,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因为战斗的失利,88师番号和建制被撤销,这对88师所有将士来说是难以言表的痛。军人爱惜荣誉就像爱惜生命,一支军队的军旗,倾注了无数先辈的鲜血,决计不容轻动。这支在苏北大地上成长起来,为解放战争屡建功勋的钢铁部队,就这样消失在朝鲜长津湖这块土地上。所有88师还活着的将士们,一辈子抬不起头不说,面对着已经战死的战友们、英雄们,又怎能心安?

  88师撤销以后,剩余的人员被缩编为26军特务团。部分指战员被编入第26军的其他部队,还有部分指战员被编入空军系统的伞兵旅。父亲所在的263团直属队和师直属队合并,作为26军总后勤部的留守人员,专门作收容整编工作。1951年3月,父亲接受了整编后的第一个任务,带领团直的4个连和归队整编的人员,奔赴四次战役的前线。他带领近千人的队伍,翻山越岭,经过10天的长途行军,通过敌机的封锁线,圆满到达前线,将部队人员分送到各自的单位。任务完成后,组织上又让他协助76师的后勤工作,主要是组织战场救护工作。他组织了大批的担架队,来往于各个阵地救护伤员。战斗间隙,还要组织部队挖防空洞。这个时候,88师整编过来的人员,思想特别混乱。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除集体政治教育,还要一个一个的个别谈话。使大家能有昂扬的斗志,投入到战斗中去。

  四次战役以后,1951年4月,父亲被正式任命为76师228团后勤协理员。那时候,二次战役冻伤的双腿还没有好,拖成了严重的关节炎,行军打仗的必须拄着棍子,还有严重的心脏病。整个后勤人员有400多人,担负的工作既繁忙又复杂。要做好这部分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他们在战场上的安全,做好全团的后勤保障工作,是一个非常繁重的任务。掌握思想动态,做好政治教育,个别谈话交心,检查防空措施。保证了整个团后勤能够圆满完成任务。五次战役时,部队出击中里地区,前进速度很快,后勤供给跟不上来,几天没有饭吃,每个人每天只能吃几把烂炒面。父亲奔前跑后,不断的进行战斗动员,向部队进行解释教育,鼓舞大家的斗志,当时整个部队情绪高涨,奋勇向前,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

  回国带新兵,组训新兵

  九兵团入朝后的长津湖战役,伤亡5万多人,在战场上冻死冻伤的人数就超过3万,失去了1/3的战斗队员,无力参加下一次战役。为恢复战斗力,九兵团1951年上半年在国内举行了大规模的招募新兵活动,以补充兵团的实力。1951年7月,上级决定调父亲到新兵团一营任政治教导员,回国带新兵。这个任务最大的困难,在于带领大批人员进行长途行军。行军途中还要多次突破美军轰炸的封锁线。另一个困难,在于带兵的干部回国后,突然的和平环境让他们思想所起的变化。父亲克服种种困难,在敌机不断轰炸的环境中,突破封锁线,前后三个多月,分两批从国内带回新兵一千多人,没有一人伤亡,也没有一个政治事故。

  1951年12月,鉴于父亲两次回国带新兵的经验,组织上决定,让他回祖国,组建训练刚刚招募的新兵。当时父亲对这个工作不满意,认为上级一直让他带新兵,不让他到前方作战,是上级不信任他。这个思想表现出来以后,26军副军长张铚秀特意和父亲谈了一次话。他把26军的整个实力给父亲做了交代。当时,26军为了战斗任务,必须补充15000名以上有战斗经验的人员,才能恢复原有的战斗能力。国内青年参军的情绪特别高涨,参军人员数量没有问题,可都是一些没有军事素质的年轻人。必须把他们加以训练,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组织能力和军事素质。这样的青年补充到部队,部队才有战斗力。所以组训新兵,是关系到全军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让父亲担任这份工作,是组织上的信任。通过领导的谈话,父亲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回到祖国。认真负责地进行了26军军直新兵的组训任务,先后主持训练了几千名新兵送往前线。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的立国之战。这一战,不仅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更是战胜了长达百年的恐外症,以及中国少数人的恐美症。胜利的取得,让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一战,异常的艰难困苦,先后有近20万志愿军战士,牺牲在朝鲜的土地上。父亲有两名同年加入游击队的战友,当时都是营级干部,他们在战斗中身上捆绑炸药包,扑上敌人的坦克,与敌人同归于尽,为保家卫国献出了生命。父亲在这场战争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难,体现了大无畏的英勇精神。正是这些英雄儿女,保卫了中国的新生政权。1953年,父亲获得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颁发的和平奖章,还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颁发的三级银质国旗勋章。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老促会 孙继)

编辑:童善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