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城县薤山风景区，不仅景色优美，树木葱茏，是国家级森林公园，被称为“中国南避暑山庄”。这里也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老一辈革命家贺龙、柳直荀在这里播撒过革命的种子，在薤山红军司令部遗址，有一个展览柜，里面陈列着一些珍贵的革命文物，其中有一件是我捐献的红军刀。红布衬托出几许的庄严，锈迹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2001年4月，谷城县党史办在《谷城日报》发布了征集革命文物的通知，我想我是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和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应该尽自己的义务带头捐赠。我家祖传了一把红军刀，珍藏在我小爹处。我找到小爹杜志学(我四爷的儿子、我父亲的堂弟)，起初他不太愿意捐，因为1987年我四爷去世时曾经嘱咐他一定要妥善保管这把大刀，传给后代，教育子孙不忘军民鱼水情。我反复向他讲述捐献的意义在于教育更多的群众，他才说：“你是知识分子，也是收藏专家，你看着办吧。”于是他把刀交给了我。这把生锈的大刀有段不寻常的来历，它是薤山红军赠给我大爷杜玉喜的纪念品。

　　我大爷杜玉喜曾经在五山汪家河开染坊，生意还不错，在苦难的旧社会，算是比较快活的人家。他心地善良，时常救济穷人，在当地口碑很好。据我四爷生前讲：一九三几年夏天的某一天，天快黑时，两位身穿便装的薤山红军悄悄来了，我大爷见他们带着大刀，以为土匪，连忙诉苦：“两位大爷要啥开口，钱、粮都行，不要砸我的大缸，不要拿我这儿的布匹。”我大爷被土匪抢怕了，打心里恨透了土匪，因为要做生意，得罪不起。我大爷正准备跪下，一个年龄35岁左右的汉子把他扶起，另一个约20岁的小伙子警惕的环视四周，又抓住我大爷的胳膊，俩人似乎要把他架走，我四爷远远看见吓了一跳，以为要绑架我大爷。那俩人请我大爷坐在板凳上，告诉我大爷他们是薤山红军，是“贺胡子”的队伍(薤山红军是在贺龙元帅关怀下发展并壮大的)，我大爷听了才放下心，他叫我四奶奶给客人做饭，准备宰一只鸡，被红军制止了，他们每人吃了两大碗红薯面糊。饭后，他们告诉我大爷，他们是到五山执行任务的，具体什么任务，我大爷没好问，也不敢多问。我大爷向他们诉说了多次被土匪抢的不幸遭遇，两位红军善意的批评了我大爷对土匪太软弱。

　　大约半夜十点多的时候，两位红军要走，我大爷盛情挽留他们过夜，并且告诉他们，自家是家庭作坊，没请伙计，不会走漏风声的。两位红军怕连累我大爷，而且还有重要任务，需要连夜返回。临别时，年龄大的红军说：“我们没有带路费，留下这把大刀，算是饭钱，也算纪念。”我大爷怎么敢收呢?他认为这是红军的武器，再说在当时，这把刀相当贵重，吃顿饭又算什么呢?他连连推辞。红军说：“你可要收好，可以用来对付土匪，对土匪你越怕，他们越猖狂。我们夜间回去，不会有事!这是我参军时从家里带的，我还有别的武器。”我大爷接受了红军的馈赠，也接受了红军善意的批评。 后来，邻近的房县土匪来抢布匹，我大爷曾经拿出大刀，站在门前一边挥舞，一边喊道：“不怕死的过来。”土匪见此情景被吓跑了。

　　我大爷一生做事谨慎。生怕别人知道他藏有红军使用过的武器。文革期间，为了不惹麻烦，他曾经将大刀用油纸包好，藏在土墙的夹缝里。两位红军如果在世，应该都是百岁以上的老人了。这把普通的大刀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和特殊的经济价值，但是，它是战争年代军民鱼水深情的见证，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它，心中涌起对前辈的无限怀念之情。

　　（杜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