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的人民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

　　老解放区的新教育经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探索出的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有别于近代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开明人士推动的“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教育现代化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民主派尊奉民主和科学、以“教育救国”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现代化。

解放区的青年在学习文化和时事政治
 

　　根据地的教育实践是一场最广泛的精神洗礼，区别于中国传统上“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和西方的“启蒙教育”，这是一场所有人都参加的精神再造。中国历史上的教育事业从未像根据地教育那样做到面向所有人，根据地教育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篇章。

　　根据地的教育实践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思想变革，她不仅打碎一个旧世界，还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她坚持为人民办学，坚持教育紧密结合实际，学以致用，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贯穿到丰富的社会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改造了近代文盲半文盲的中国社会，将红色基因植入每个人的精神深处，重塑了人们的价值体系，真正实现了人的全方位解放，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的中国人，从一盘散沙变成了信仰坚定、意志坚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成为中国人普遍的认同。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淬炼的全体中国人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共同进入新社会，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唤醒民众

　　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始于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中国共产党把教育工作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实践，党认识到教育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手中;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工农劳动群众;教育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教育的目的是使工农群众在思想上、文化上获得解放，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红军是个大熔炉

　　红军教育是苏区教育发展最早，成绩最大的门类。

　　毛泽东、朱德十分重视红军教育。初上井冈山时，毛泽东不仅亲自做王佐、袁文才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派党员到山上农民武装中做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教育启发这两支农民武装的阶级觉悟。针对红军中存在的旧军队作风、游民习气等，毛泽东、朱德亲自开展教育活动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对于红军中的党内教育、士兵教育、干部教育、后备干部教育和主管教育的机构和人员都作了规定，确立了红军教育的指导方针，为红军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

红军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文化教育。图为红军士兵识字课本

　　红四军中普遍建立了党组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广大官兵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讲话、讲课、作报告、开讨论会、印发宣传品、刷写革命标语等方式进行民主主义教育、革命宗旨教育、革命信念教育、革命纪律教育。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红军成为了一支听党指挥、信仰坚定、能打胜仗的新型人民军队。

　　红四军对农民出身的战士进行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文化教育主要是识字。军事教育主要包括学习游击战术和军事技术两个方面。

　　在加强日常教育的同时，红军还通过创办各种教育机构培养骨干力量;建军不久就创办了训练班、教导队和随营学校;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又创办了红军学校。1927年12月成立于宁冈砻市的工农革命军教导队是我国最早的红军学校。学员主要为部队里的班、排长和有前途的战士以及赤卫队干部。这一时期，各根据地普遍创建了红军学校，较著名的有红军学校还有闽西红军学校、湘赣红军学校、湘鄂赣苏区彭杨学校、红二十二军干部学校、赣东北信江特区红军军事政治学校、鄂豫皖苏区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洪湖军事政治学校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革军委直接领导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这所学校既是培养红军连、排干部的综合学校，也是红军的总预备队。“红校”共办6期，第6期学员已达6000多人。1933年，中革军委鉴于红军学校规模太大，分别设立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5校，均直属中革军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不仅普遍参加了各项日常教育活动，许多红军官兵还在红军学校学习过。红军教育提高了他们的革命觉悟、文化水平，增长了军事才干，使他们成长为出色的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新中国成立后，不少老将军、老干部回忆起这段往事，深有感触地说：红军是座革命的大熔炉，也是一个革命的大学校。
 

　　干部教育遍地开花

　　地方干部是党与人民群众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不仅要带领广大群众进行根据地各方面建设，还要领导广大工农群众支援革命战争。随着苏区发展壮大，地方干部的作用日益凸显。

　　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重视干部教育，认为不学习的干部是对革命的“怠工”，还要免去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为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苏区各级党组织提倡在工作和斗争中学习。当时在苏区没有光工作不学习的干部，形成了人人都工作、人人都学习的良好风气。此外，从中央到地方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开办干部学校、干部训练班、干部读书班、干部识字班等，培养急需的各方面人才干部。

苏维埃大学毕业证

　　成立于1933年的苏维埃大学是一所直属临时中央政府的高级干部学校。任务是培养苏维埃建设的各类干部。年龄在16岁以上、在党政机关或者群众团体工作、有半年以上的斗争经验、工作积极有成绩、能看普通文件者，经地方苏维埃政府推荐或者各种工作有成绩者都可入学。苏维埃大学设特别工作班和普通班。特别工作班初设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司法、劳动8个班，后又增设外交、粮食两个专业班。每个班100多人。1934年7月，该校并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创办于1933年3月，是为了系统研究和学习共产主义学说，培养忠诚于党和革命事业的党务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而创办的。学校的办学条件很艰苦，校舍借用民间草房。学员一般是在地上铺稻草当床，有的学员直接睡在楼板上。但学员们认为，只要能多学点马克思主义，比这条件再艰苦也不在乎。1934年10月，学校师生编入中央红军第二纵队干部团，参加了长征。

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

　　各地苏区创办的党政学校还有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级学校、赣东北(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中共湘赣省委学校、中共鄂东北特委党务学校、中共皖西北特委学校、中共湘鄂西列宁学校。还创办的各种专业干部学校有中央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鄂豫皖苏区师范学校等。中央苏区还专门开办了商业学校和银行学校，鄂豫皖苏区创办了农业学校、纺织学校、财经学校，湘赣苏区创办了茶陵女子职业学校、永新县赤色女子职业学校等。

　　苏区是个大学校

　　苏区的教育工作覆盖面之广是超乎想象的。除了针对红军和干部的教育，在苏区，不论是少年儿童，还是青年人，甚至老年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几乎都参加学习，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全民教育，这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大事情。

　　为了群众办教育、依靠群众办教育是这一时期苏区教育事业的一大特点。

　　针对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商人以及青年、儿童等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苏维埃政府有所侧重地广泛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识字教育、科学技术教育、军事教育和体育。教育形式包括识字牌、识字组、识字班、读报组、夜校、半日校、俱乐部、列宁室、工农剧社等。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制定了统一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第一，明确苏区教育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教育是反帝反封建的。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群众的实际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三，苏区教育是为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服务的。第四，苏区教育是以广大劳动群众为主要教育对象。工农群众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接受免费的教育。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宣示了这一方针。

　　1934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加明确地提出：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配合红军反“围剿”作战的赤卫队

　　通过广泛的教育，苏区人人都明白了进行革命战争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些觉悟的工农群众成为苏区一次次抵御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力量源泉。

　　为革命培养接班人

　　发展小学教育，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是苏区的一项重要的政策。苏区的小学是为了“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

　　1927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在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公布的《行动纲领》中提出，要实行普及教育，提高革命文化。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

苏区小学生表演文艺节目

　　苏区列宁小学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欢迎。学校越办越多，越办越好。1934年，毛泽东在二苏大作报告时指出：苏区中许多地方，学龄儿童的多数是进入了列宁小学。兴国县学龄儿童60%入学，而国民党统治兴国时入学儿童不到10%。据不完全统计，至1934年底，中央苏区有列宁小学3199所，学生约有10万人，鄂豫皖苏区发展到极盛时期，各区都有一所列宁高级小学，各乡都有一所列宁模范小学，各村都有一所列宁初级小学。

　　苏区儿童教育为革命播下了火种，广大儿童从小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后来成长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和国家建设的栋梁。苏区儿童教育的成就，就连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党“赤化宣传，不遗余力，故极重视教育，小学数量极多，每村必置一所。”

　　一所列宁小学承载的老区情

　　南梁列宁小学是由习仲勋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创办于1934年3月的陕甘边苏区第一所红色学校，历经战火硝烟，见证了南梁红色教育事业的艰辛发展过程。

　　创办之初，面对艰苦的办学条件，师生们自力更生，克服了重重困难。

　　没有桌椅板凳，学校师生架木板当课桌，垒土台当凳子，用石板当黑板，扫锅黑当墨汁。没有课本，学校领导亲自编写。缺少纸笔，孩子们削木棍做笔，以校园黄土地当纸……为了鼓励穷人的孩子上学，除上学费用全免外，边区政府还免费发放书本和笔、纸等文具，并配发了绣着红五角星的书包。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挤出经费50元送给列宁小学，边区政府抽出办公用的纸、墨等支援列宁小学。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两导师……”“我爸爸是农民，在地里种地。我哥哥比我大，拿刀杀土豪，拿枪打白军!” 边区政府办起了穷人自己的学校，这在南梁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朗朗上口读书声中，边区的穷苦百姓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边区越来越红火的文化活动，也让群众更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更加坚定信心跟党走。

　　1935年4月，国民党当局对南梁发动重点“围剿”。列宁小学随陕甘边区党政机关迁往洛河川继续办学。之后，在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和文化教育委员长冯树立的领导下，桥镇、阎家沟、王家坪等地也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

　　几十年过去了，以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卢柯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家建设的栋梁从南梁列宁小学走出陕甘宁，走向全中国。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也一直惦念着南梁列宁小学。2000年，他委托夫人齐心和儿女习远平、齐桥桥向列宁小学捐资兴建了该校第一幢教学楼。教学楼以第一任教员张景文的名字命名，习仲勋亲自为教学楼题名。

　　2009年6月7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到南梁列宁小学调研。同年9月，习近平同志又专门给全校师生回信，勉励学校“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

　　如今，南梁列宁小学已从最初只有十几名学生的小学发展为有800多名学生的九年一贯制寄宿学校。

　　抗日战争时期：服务于抗日救国大局

　　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的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遍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成为抗日战争初期教育政策的主要内容。

　　1938 年 10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议后，各根据地无论是干部教育，还是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各根据地将教育和战争结合、教育和农村实际结合的办法开展教育活动，实行了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的教育内容。在此前提下，中共中央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群众教育第二;现任干部的提高重于未来干部的培养;在群众教育中，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方针。

　　居于首位的干部教育

　　把干部教育放在首位既是革命的经验，又是完成新任务的必要前提。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主要为两种形式：集中脱产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90%以上的干部教育都属于后者。

　　在职干部教育内容包括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业务教育和政治教育是每个在职干部都必须接受的;文化教育是针对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理论教育则是针对那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这四种教育内容在不同时期的侧重有所不同。通过在职干部教育，很多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工作岗位上联系实际地学习革命理论，成为了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

抗日军政大学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侧重培养军事干部。抗日战争时期，抗大总校招生8期，并创办了12所分校，共培养抗日军政干部10多万人，被誉为“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副校长何长工率留校的部分教职工奔赴东北，着手筹办东北军政大学。图为抗大学员上课的情景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爱国青年奔赴陕甘宁边区。为了让更多的民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以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延安大学、延安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泽东青干校、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为代表的一大批干部学校。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学校培养了近20万名革命干部。他们中的很多人为后来解放区的开辟及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了共和国的栋梁之才。

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识字活动

　　中共中央党校前身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经两次改组后，由开始的两个部，后增设至6个部。一部学员多为地委级和旅级领导干部和准备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二部学员多为地方县级干部和部队团级干部;三部学员多为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四部学员多为工农干部;五部学员多为陕甘宁边区的县区级干部;六部学员是从敌后和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县区级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学员有3000多人。中共七大召开前后，学员全部分配了工作，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陕北公学创办于1937年11月，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一所抗日干部学校，侧重培养政治干部。陕北公学的课程安排着眼于学员毕业后的工作需要，教材完全由本校教师总结过去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根据党的政策，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进行组织。至1939年7月，陕北公学在20个月中，共培养了6000多名抗日干部。

　　延安马列学院创办于1938年5月，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干部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理论干部和宣传干部。1941年7月改组为马列研究院。马列学院和马列研究院共培养5届学员1000多人。1943年8月，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1943年中央党校改组，中央研究院成为中央党校三部。

　　鲁迅艺术学院于1938年2月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周扬、艾思奇发起筹建，直属中共中央文委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艺术高等专门干部学校。初期设置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第二期增设文学系。鲁艺还成立了鲁艺实验剧团、鲁艺评剧团、鲁艺文艺工作团、鲁艺音乐工作团和鲁艺美术创作室。至1943年并入延安大学，鲁艺共招收5期学员，毕业685人。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文化部门领导同志和著名文学家、艺术家都曾在鲁艺学习和工作过。

晋察冀军区部队参加整风学习

　　这一时期，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根据地及东北游击区也筹建了以白求恩卫生学校为代表的干部学校。党还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办了众多短期训练班。虽然与干部学校培养目标不同，但有以下共同特点：强化政治思想教育和国防教育，紧密结合抗战实际;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组织广大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学方式形式多样、灵活易行。

　　这一时期的根据地干部教育，紧扣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培养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这些人成为了抗战的中流砥柱。

识字岗哨。识得黑板上的一个字，方可通过

　　以冬学为主的社会教育

　　冬学运动是根据地群众教育的创举，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教育的主要形式，是抗日战争时期推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成绩最好的社会教育形式。

晋察冀边区阜平县乡村冬学夜校

　　1936年12月13日，《红色中华》报道了共青团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教育部发出的《关于冬学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开展识字运动的基础上，立即抓紧开展冬学运动。这是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兴办冬学。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发出了《关于冬学的通令》，指出冬学是陕甘宁边区的经常学制之一。当年，陕甘宁边区共办冬学595所，学员9882人。此后，每年秋末冬初，边区教育厅都要联合发出举办冬学的通令或指示。

　　晋察冀边区将冬学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战结合起来。1938年晋察冀边区组织的第一次冬学运动有近20万人参加，他们多是自卫队员和农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会员。

　　晋绥抗日根据地组织冬学有巩固边区和建设边区、普及识字教育、普训民众三大任务。1942年后，晋绥抗日根据地冬学进一步和群众的生产生活结合，越发受到群众欢迎，至1944年，不仅根据地内开展冬学运动，游击区和边沿区也办起了流动冬学。

　　群众参加冬学，既能识字明理，又学到了抗战知识和生产知识，更加激情百倍地投入到支援抗战和根据地建设中。

　　抗大学员们磨炼本领、锻炼意志的不仅在课堂，更在血色弥漫的残酷战场。
 

　　血战大青山

　　1941年秋，日寇集结5万多人，对山东沂蒙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疯狂大“扫荡”。当年11月29日，已与强敌周旋20余天的抗大一分校3000多人，转移到位于费县、沂南、蒙阴三县交界处的大青山地区，遭万余日伪军合围。队伍中只有由山东纵队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营、连、排级干部组成的第3、第5两个大队约数百人有战斗力。更让人忧心的是，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一一五师机关及各种群团组织、报社、医院等单位约2000余名非战斗人员，也于30日进入了大青山，陷入了敌军重围。

　　敌众我寡，弹药奇缺，无论是拼死阻击，还是决死突围，都异常艰难。抗大学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拼死为战友们打开了一条生命通道后，抗大一分校校长周纯全决定各部队继续钉在阵地上，哪怕是全部牺牲了，也要为未突围的人们争取一线生机。

　　直至天黑，绝大多数机关人员冲出重围。 血战后的大青山战场，尸横遍野，惨不忍睹。蒙费大队大队长董振堂打扫战场时，看到一分校女生队一部遇难的悲壮场面。屋门外几米处全是血水，屋内积血没过鞋面。屋内遗体没有一具是完整的，屋顶、四面墙壁和地上，到处都是烈士的鲜血和散落的遗骸!原来，女生队向山下撤离时遭遇日军，只得退守屋内抵抗。她们凭着每人仅有的两枚自造无把小手榴弹誓死退敌。最后，疯狂的日军架起机枪扫射，向屋内投掷了无数手榴弹……

　　大青山突围战，我方1000余人壮烈牺牲，其中抗大学员300多人。这些学员都是营连排级干部。抗战时期，山东八路军牺牲的干部战士之比约为1：5，而大青山突围战一次牺牲如此多的干部，其损失之大可想而知。此战被称作抗大史上最惨烈的一战。

　　解放战争时期：立足建设新中国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包括教育在内的解放区的各项工作，都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进行了工作重点的转移。

　　这一时期的解放区教育有两大特点：一是由战时教育体制向为生产建设培养人才转变;二是由地区性向全国性转变。这个过程有两大任务：把老解放区的战时教育转变为正规化教育、接管改造新解放区的教育、清除奴化教育和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教育影响;重视农村教育的同时发展城市教育。

　　教育要为解放战争和社会解放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结合，要正确接管和改造旧学校，要争取、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是这一时期教育的方针。

　　服务生产建设的干部教育

　　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各地需要大量的干部接管政权，落实政策。为了向各条战线、各个部门输送干部，老解放区继续开办各种干部学校，新解放区也创办了大量干部学校和培训班。这个时期根据中央部署，老解放区抽调了近6万名干部派赴新解放区开展工作，保证了接管工作的及时、有序。

　　这一时期的在职干部教育把理论教育作为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1948年11月《人民日报》专门公布了《在职干部学习书目》。这个书目所列书籍成为了解放战争后期和共和国初期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主要读物。

　　这一时期干部教育特别注重加强时事与政策学习。在土改运动中，广大干部对中央发布的有关文件和有关领导同志讲话都进行了认真学习，那些直接参与土改运动的干部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了土改的目的和意义，推动了土改运动沿着正确轨道进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各解放区认真学习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在职干部教育。各解放区以全会文件为中心，联系接管城市和发展工业问题，学习了党的相关政策，为进入城市接管工作作好准备。同时，各地为文化程度低的干部还开办了文化补习班或文化补习学校，使他们文化程度达到高小或初中文化水平。

　　这一时期的在职干部教育不仅提高了老干部的政治素养，还培养了一大批新干部。据相关统计，1948年，嫩江省发展了15000多名新干部。到1949年3月，党在东北农村发展党员干部近15万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后来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骨干。

　　1948年后，东北、华北解放区已经出现了局部和平的环境，开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需要大量具有革命思想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的专业人才。解放区在创办马列学院和华北军政大学的基础上，推动华北大学、华北医科大学和东北解放区的一些高级干部学校向正规学校转型。

　　马列学院于1948年11月创办于河北省平山县，学校任务培养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学员要求具有5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具有相当的思维能力，文化程度是能写文章或者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除经中央特别批准外，学生要经过考试入学。第一期招生108人，主要是各地从事党政军工作的负责干部。1949年春，马列学校随中央进驻北京，1955年改名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华北军政大学是由晋冀鲁豫军政大学、晋察冀军政学校、陆军中学等5所军事干部学校合并后组建的，于1948年在石家庄成立。学校以培养政治上坚定、能掌握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正规建军、正规作战，并能宣传党的政策策略的军事、政工干部为教育方针，提出了“军队向前进，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过渡到正规战”的口号，要求办学中理论联系实际，直接为战争服务。1950年，华北军政大学与华东军政大学合并成立的解放军军事学院，成为国防大学前身。留下的人员在石家庄成立了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后更名为华北高级步兵学校。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华北军政大学共培养了14000多名军政干部和1000多名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

　　华北大学由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而成，于1948年8月在河北正定成立，以培养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为目标。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大学迁入北平。1950年2月，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分别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学院(后更名为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工学院(后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歌剧院、舞剧院、中国京剧研究院。

　　打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群众教育

　　解放战争初期，农民仍然是群众教育的主要对象。解放区农民教育是围绕战争、土改、生产这三项展开的。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侧重也有所不同。

　　在解放战争中，主要是通过教育动员农民参军、参战、支前。教育的重点为村干部、民兵、自卫军等。土改运动开展后，翻身教育成为重点。1947年2月17日，陕甘宁边区和边区政府教育厅发出了《关于教育工作配合土地改革运动的指示》，指出土地改革是今年一切工作的中心，教育工作应与这一运动配合起来。各解放区普遍通过冬学、民校、识字班、黑板报等多种方式，向农民宣传土改政策、讲解土改的具体问题。翻身教育提高了农民的觉悟，推动了土改深入开展。同时，各解放区还创造了教育内容与生产内容相联系，教学组织形式与生产劳动形式相结合等诸多有效的教育模式，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增加他们的生产知识。

妇女识字班代表当地群众慰问部队，向英雄们献花

　　解放战争后期，文化教育及卫生常识等成为了农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农民的文化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不良的生活习惯得到改正，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社会主义新人。

　　这一时期，工人教育也成为重要内容。1948年8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职工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应该而且必须站在最前列，并使自己成为各民主阶级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各解放区根据自身情况，加强工人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培养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意识。东北解放区通过开展职工业务教育和文化娱乐工作，设立工人学校，编印工人读物等形式开展工人政治文化技术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东北职工总会文教部1949年7月4日统计，全东北1117202名职工中，325957人参加学习，占职工总数的29.1%。这些参加学习的工人提高了阶级觉悟，担任了工厂里的基层干部，成为了生产的骨干，成为建立人民企业的基础力量。

　　人民军队进城后，市民教育成为了社会教育的新内容。进城军队通过群众会议或组织干部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帮助市民群众建立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认识，发动群众投入反奸反霸斗争，清除敌伪残余势力，着手恢复社会秩序。通过教育，广大市民成为了党能够依靠的力量，担负起了建设城市和保卫城市的重任。
 

　　逐步实现正规化的普通教育

　　解放区的中小学在解放战争前期是处于战时教育状态，内战爆发后，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在1947年春到1948年春，3次动员学生集体参军，100多名学生参加部队，直接奔赴前线。一批小学教员“放下笔杆子，要握枪杆子”，直接报名参军。留在后方的小学师生也积极帮助军属劳动，写信慰问前方指战员、帮助救护伤病员、站岗放哨、锄奸防特，积极参加支前工作。

　　1948年下半年，东北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的普通教育率先走向了正规化。1948年8月召开的东北第三次教育会议是东北解放区教育走向正规化的起点。会议提出，开会、生产劳动、社会活动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都可以作为教育手段之一，但它们只宜配合着正课进行，不能作为主要的教育手段。1949年5月华北人民政府在北平召开的小学教育会议提出小学教育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公民的基础教育”。

　　解放区的普通教育正规化革除了那些与战争环境相联系的教育内容，继承了解放区教育的优良传统。到1949年9月，普通教育即中小学教育正规化已经初具规模，为进一步发展正规化学校奠定了基础。

　　人民的教育，不变的初心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从创立之初就早已融入了共产党的血液之中。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追求的幸福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的解放，还包括精神上的自由、文化上的自信。

延安娃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陈独秀提出在教育上应该人人机会均等，劳动者必须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1921年，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决议就提出：应该在一切工业部门成立工人学校。毛泽东派刘少奇、李立三在安源创办的路矿工人夜校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教育的成功实践，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最初尝试。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的主张后，彭湃在广东海丰组织的农会中设立了教育部，将普及农民教育列为农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海丰县的各村各乡都办起了农民学校、半日学校以及农民子女可以免费入学的小学。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农村教育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工农教育的尝试，让广大工农群众读书明理、提高了他们的革命觉悟，积极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红旗插上井冈山后，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办人民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和完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实践地。从一开始，党的教育就着眼于提高根据地全民的革命觉悟和文化素养。思想政治教育和扫盲运动、识字运动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教育。受教育的对象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力争实现全员覆盖，甚至包括学龄前儿童教育。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明确规定，凡是有选举权的人生的孩子，过1月至5岁的孩子都可以进托儿所。为尽可能让工农普遍接受教育，根据地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拿出相当比例的经费用于群众教育。1940年，中共中央规定，政府应尽可能实行免费教育，对贫苦学生还应给以必要的书籍和纸笔等日用品。当时，各抗日根据地的教育经费在政府经费中的比例一般是20%—25%，有的地方高达30%以上。

　　红色教育让根据地群众深刻地认识到知识文化的重要性，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到教育活动中，他们不仅是受教育者，还是教育的参与者。根据地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在实践中创造出了很多适合实际的教育方法。“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的这种“以民教民”“互教互学”的群众路线识字教学法就是徐特立在群众识字经验的基础上总结的教育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让受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苦大众在政治、经济上获得解放，还在文化上摆脱了愚昧无知，实现了精神上自由，成为了有革命觉悟、有科学文化知识的革命者和劳动者，成为了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是他们最切身的感受。他们是党最坚定的支持者、革命成果最坚定的捍卫者。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经过红色教育洗礼的一代中国人获得了新生，也成为了共和国建设最稳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