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岳南，1911年7月13日生于曲湖村（现为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坪上镇湖光村曲湖寨）。当时的曲湖村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商贸繁华。周恩来率领北伐军，以及南昌起义部分部队也曾经过此地。风风火火的革命浪潮，燃起了当地朴实的人民对革命的热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特别是毛泽东的广州农讲所和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对当地影响很大。1926年，贝岳南家在五华开商行时，开始资助当地的农运会钱物。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贝岳南家因资助农运会钱物，被抄没财产和遭受牢狱之灾，自此家道中落，刚刚成年的贝岳南，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决心参加党的组织，接受党的教育，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奋斗。

　　（一）

　　30年代贝岳南考入了上海的暨南大学，在学习的过程中渐渐了解马列主义思想，和同学们加入了进步组织和参加活动。他在暨南大学毕业后加入了“左联”，了解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和人民需要，后来到《立报》做记者，《立报》以宣传抗日救国、提倡民主政治、反映群众呼声受到读者欢迎，唤我四万万同胞，团结一致，保家卫国，驱逐日寇。

　　1937年11月25日，因日寇侵占上海，《立报》被迫停刊。此后贝岳南加入左联剧团，继续宣传抗日救国，1938年，他导演了由陈荒煤编剧、乔奇主演的话剧《黎明》，同年翻译并发表了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并编成话剧剧本。

　　1939年2月，“上海慰问三战区将士演剧团”（团长吴大瑶，后来剧团全部参加新四军）副团长杨帆（党员）率队到新四军总部慰问，成员包括王元化（党员）、扬弃（党员）、贝岳南、丁香、康宁、高敏、郭惠容、田荒（后改名白沉，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平波、韩心一、梁山、王曼秀（王婴）、黄逸屏、林非、陈钧、肖国风、刘东邻、王戟、夏时、陈忆、陈化、梁世平、徐真、蒋若虹、于戈（于惠如）、梁吟、秦峰、李苏邦、金城等大学生。剧团分为二个排，一排长司徒扬、二排长贝岳南。一路上受到日军的盘查，惊险百出；后来，在上饶又被国民党顾祝同的部队阻扰，直到3月份才到达新四军军部。贝岳南应浙江温州救亡同志之约，连夜赶稿写了篇几千字的《记上海演剧队》，发表在温州报纸和杂志上，后来受到吴大琨同志称赞。

　　1941年皖南事变后，贝岳南到江苏新四军联抗部队服务团。1941年6月，联抗部队北上军部，贝岳南在苏中古坳与沈亚威一起创作新四军革命歌曲《东方的太阳》，贝岳南作词，沈亚威作曲。1941年11月《联抗报》复刊后（1940年10月，《联抗报》在联抗部队成立后应运而生，开始由副司令李俊民主持出版，后由政治部主任彭冰山负责，办报人员大多是鲁艺调来的青年和政治部宣传科的一些同志。报纸的办报宗旨十分明确，即不遗余力地宣传联合抗日的理念；报纸的内容十分丰富，多方传达着反法西斯的独特声音；报纸的报道风格比较独特，文风生动，善用“大白话”和新闻白描写作技法。并不为今人所熟知的《联抗报》，在新四军苏中抗战新闻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笔，而其所传达的新四军铁军精神，在数十载后的今天依旧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贝岳南在报社工作。

　　（二）

　　1942年3月12日，紫石中学在曲北王家庄复课，校长孟心平，学校的经费由“联抗”供给。联抗部队派了管易文、贝岳南、李蜀芝到紫石中学任教。管易文原名关锡斌，1896年生于广东廉江，是天津直隶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是参加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学生之一，与马骏、谌志笃、郭隆真等人参加了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李蜀芝（江苏南通人，国文书法都很有造诣）任简易师范部语文教师，贝岳南任初中部语文教师。贝岳南是党员，也是党在紫中的第一负责人，同时也是王泽的入党介绍人，和王泽一起到紫石中学上学学习的队员还有张淦、徐熙、席士英、宋希瑛。贝岳南领导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王泽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11月，邹韬奋先生到紫石中学参加了教师和学生德智体座谈会，并给王泽的纪念册题词“继续努力，不断进步。”

　　1942年底，敌伪扫荡占领了王家庄大士庵校舍，学校便从曲北区迁到海北区古贲乡的永镇庵。1943年春，校长仍是孟心平，教导主任由李剑青改为陈永丰，训育主任束秀冬换成了沙海镜。学校的高中部和初中部地分两处，高中部在永镇庵，初中部在徐家庄，当时学校党员只有贝岳南、周玲和王泽，贝岳南是党小组长（贝岳南离校后，学校的党员改属海北区委领导，党小组长是区委宣传科长康庄）。1943年上半年，发生了以沙海镜为首鼓动部分学生围攻贝岳南徐家庄事件，管易文主持正义，拂袖而去，李蜀芝即去联抗司令部汇报事件发生经过。王泽认为沙海镜等人驱逐贝岳南是三青团发动的对党的政治斗争，于是和初中部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崔勉之联系，准备联合起来发动学生罢课驱逐沙海镜。后来李蜀芝回来传达了黄逸峰司令员的处理事件的指示。并对王泽讲这件事要慎重，不能乱干。后来上级指示贝岳南回联抗、沙海镜调走，管易文还在学校。

　　1943年的徐家庄事件后，贝岳南调到了抗大九分校任政治教员。1943年7月到1944年3月，抗大九分校所在淮南龙岗区，地处高邮湖畔，物产丰富，舟船交通方便，有大片的芦苇作为天然屏障，河道纵横，环境优美，民风淳朴，远离主战场，群众基础好，是抗战相持阶段不可多得的世外桃源。龙岗抗大九分校办了第3期、第4期，共组成6个学期，每期600多人，陈毅军长、张云逸副军长、2师罗炳辉师长、4师彭雪枫师长、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情报部长潘汉年、宣传部副部长彭康、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等先后到校作报告。粟裕校长、苏中区委副书记陈丕显、1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等，也来校检查指导，并为教员、学员作报告。而在龙岗主持日常教学工作的杜屏教育长和姚耐副主任更是经常为学员们作报告、上大课。他们报告和讲课的内容具有高度的理论和政策水平，观点新颖、资料翔实且密切联系当时军事和政治工作实际，代表了新四军全系统以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最高学术水准，使所有参训学员受益良多，甚至获益终身。

　　（三）

　　龙岗时期，各军事队的教学时间分配一般为：军事类课程60%，政治课程30%，文化类课程10%（文化课程以语文课为主，兼有算术、地理和自然常识等）；而政治队和党训队的教学以政治类课程为主要内容，军事类课程也有部分涉及。政治教育鲍汉青教员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贝岳南教员讲“井冈山的斗争与光荣传统”，他说，今天的抗大生活，就是昨天的井冈山光荣传统的具体体现。政治教育帮助学员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特点，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目的，以提高理论。政治指导员丁忠经常给讲，武器是第二条生命，爱护武器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我们手中的枪尽管五花八门，是旧枪、破枪（老套筒，七九步枪，三八式、汉阳照，三八式为最好的）。但这些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是从国民党反动派、日本鬼子、伪军手里缴来的。

　　1944年6月，抗大九分校原有机构转入新四军苏中公学，从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45年12月19日至26日，部队文化干部贝岳南、吴强、姚世虎等参加报道的高邮战役，是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的最后一仗。据相关文献记载：在高邮战役中，仅高邮一战，新四军就迁灭日军1100余人，生俘近900人；歼灭伪军5000余人，生俘3500余人；缴获各种炮60余门，枪支4308支，军用品无数，战绩居华中抗日战争之最。此役拔除了残存在华中解放区内的日伪军据点，将苏皖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6年，贝岳南参加了苏中战役，在如南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35岁。

　　贝岳南出身于农民家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由一个大学生，成长为一个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积极深入投身于革命工作，以自己的才华，和对党的忠诚，从一切都为抗日战争需要出发，当好政治文化教员，培育革命急需的人才，为抗战革命的需要编写翻译剧本和创作歌曲，极大鼓舞广大军民的革命意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陆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