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9日，新华社以《天地能知忠烈心》为题，向全国人民郑重介绍了我党早期革命家、共产党员武怀让的事迹;2008年，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在《土地革命战争馆》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沿革表”中，增加了武怀让任临时中央军事部长的内容，我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军委领导人，由6人增为7人，依次是：周恩来、杨殷、关向应、项英、朱德、武胡景(武怀让)、毛泽东;2009年，武怀让被评为河南省“6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这位沉寂于历史的我党早期革命家，终于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武怀让(1899-1936)，孟县(孟州市)南街人，从小读私塾背唐诗，有着浓烈的忧国忧民情怀。1921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开始接触进步人士，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忧国忧民的情怀，化作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成为他报国为民的一腔赤诚。是年秋，党组织派武怀让等五名交大党团员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开始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追求。

　　1928年春，中央召武怀让回国，分配他到山东从事学生和工人运动。当时，国民党反动势力侵入淄川矿区镇压大罢工，工人运动趋于低潮。担任淄川特别支部书记的武怀让，到矿区居住在工人集中的南工厂，秘密联系党员和工运先进分子，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工会队伍开始发展壮大，小规模罢工迭起，《淄川工人》创刊，“党在淄川的影响很大，工人都知道了共产党……”。(这句话来源《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2月-1928年底)。

　　1928年10月13日，山东省委派武怀让到青岛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整顿党组织，贯彻省委开展反日斗争的指示。他化名罗玉堂深入纱厂，成立了赤色工会，组织起了青岛特别支部，武怀让任书记。时任青岛市委委员的王景瑞回忆说“罗玉堂来到青岛领导工作后，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大胆提拔当地工人干部，市委阵容焕然一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1929年1月8日，山东省委组织部的调查报告反映“各重要城区的工作整个来说，以青岛为最有起色”。

　　每当危难时刻，武怀让都是党组织堪倚的重臣。1928年11月至1929年初，山东省委遭到破坏，革命形势危急，省委负责同志分散隐蔽，命武怀让临时主持省委工作。他立即着手整顿组织，恢复省委，组织力量，消灭叛徒。可是活动在“捕共队”的严密监控下，武怀让不幸被捕。

　　武怀让与先期被捕的同志关在一起，他们把监狱变成对敌斗争的特殊战场，组织绝食斗争，开展统战宣传，策划越狱行动，几个月后武怀让等6名同志越狱脱险。

　　1930年初，中央派他与关向应等赴唐山组织总暴动，担任唐山市委书记，领导了唐山制造厂、瓦缸窑厂工人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发展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入党。8月任天津市委书记，不久调省委工作。1931年1月，受委派赴满州省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担任特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整顿党组织，制止和纠正分裂活动，领导了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举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活动。暂短的岗位，频繁的变动，不是升迁，重用，而是堵决口挡枪眼。他一次次地冒险前往，完全是一名革命军中的“马前卒”、“救火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反动当局残酷镇压共党人，上海党中央遭受严重破坏，革命形势险象环生。1932年1月，中央机关转移苏区反“围剿”前线，临时中央政治局命武怀让速回上海，任临时中央军事部部长。正值隆冬季节，气温零下30多度，他和妻子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踏着没膝深大雪，在杨靖宇、赵尚志护送下走出雪原，登上开往上海的客轮。

　　1933年1月，上海形势继续恶化，临时中央也迁入中央根据地，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构，原临时中央军事部，改称为上海中央局军委，武怀让的职务也由军事部长改称军委书记。当时形势异常严峻，保护党组织，保卫革命力量迫在眉睫。7月，武怀让改任上海中央局保卫部部长，主持原中央特科兼保卫工作，参与领导白区党的斗争。在生命时刻都有危险的情况下，武怀让夫妇含泪将两岁的女儿交给大哥抚养，从此，父女一别成永诀。

　　一次次工作变动，都命悬于危机四伏，一次次职务变迁，都应对着风口浪尖，武怀让如一枚金刚铆钉，始终牢固地焊接在党组织的框架上。他隐名埋姓，不为人知。面对黑暗，怀揣光明，靠的是自觉意识，遵从的是内心的信念。

　　1935年，武胡景奉党中央之命再次赴苏联工作，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当时，中共常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不支持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党中央，想法阻止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的肯定。康生私下找武怀让，要他在共产国际大会上为王明说好话，一向光明磊落的武怀让直言对康生说“王明同志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他的教条主义不符合中国实际”。康生何尝不知道这些，只是武怀让心系国运，康生他们权欲中烧。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才拨正了中国共产党这艘从红湖出发的小船，真正爱党爱国的人，都不忍革命再受损失，武怀让坚正鲠言，得罪了王明、康生，也为自己埋下了不幸。

　　1936年8月，苏联开展“肃反”运动，正好给了王明、康生借人之手排除异己的机会，不少在苏的中共党员失踪、流放、劳改或被捕处死。面对恶劣环境，妻子劝武怀让“早日回国”，武怀让说“监察员的任务，就是监察他们背离中央，另搞一套。为了革命胜利，殉难它乡又何妨!”谁知一语成谶!一天，妻子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连忙开门，没有人影，只见一辆小车从家门口飞驰而去，从此，武怀让再也没有回来，时年37岁。

　　常人之心，年月可观，哲人之心，世纪方知。武怀让长期从事白区地下工作，岗位隐蔽多变，经常使用化名(他的化名有12个)，而且牺牲得早，又是不明不白的神秘失踪。有关他的资料，记载不多，知情者少，一些涉及他的回忆资料里，不是武胡景，就是武和景、武福普或其它名字，武杯让一直沉寂在历史的尘埃中。为此，他的胞弟武怀得，一直向中央及有关部门写信寻找，终于，在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武胡景传略》支持下，完成了“寻”兄70年的心愿。

　　1953年，苏共中央为武胡景平反。1957年，中共中央追认武胡景为革命烈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早期革命家武怀让，是人民心中的一座不朽丰碑，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赵春营 张永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