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地热血青年，纷纷走出家乡，积极报考京津沪有关大学，汇聚一起，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似烛火，返回家乡后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以一己之力，终成燎原之势，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新道路,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共进》杂志，由李子洲、刘天章、杨钟健、刘含初等创

　　榆林是早期陕北革命斗争的中心。在五四时期,涌现出一批觉醒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榆林籍先进知识分子,他们成为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最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特点之一：热血青年，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成为最早觉醒的一代骄子

　　李子洲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陕北、西北马克思主义的播火人。李子洲家境贫寒，早年无钱上学，十四五岁，才在绥德一所私塾学习，成绩优异，被誉为“寒门才子”。他从小思想活跃，志向不凡，目标远大，为了冲破黑暗，离开绥德，先后进入三原宏道书院、三秦公学就读。

　　在三秦公学1921年榆林中学老校门

　　就读期间，李子洲亲历了辛亥革命风云，对他成长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在此，他和刘天章、魏野畴、杨钟健、常汉三、杨明轩、田伯英等许多充满革命朝气的同学结识，经常一起探讨学识，交流思想。他们一方面受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学到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用人类的宝贵知识财富，武装自己的头脑;另一方面他们在书本知识之外，大大开阔了视野，由埋头读书而离开书斋，走上社会，参加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他们在大街小巷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声讨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卖国罪行。他们开始认真思考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大计，探索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

　　1916年秋，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教育家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他的治校宗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兼容并包”，二是提倡“学术思想自由”。他独排众议，聘请陈独秀前来做北大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聘请了李大钊、鲁迅、钱玄同、胡适等人来校任教，使北大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各种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北大校园中。1917年，李子洲考入了北大预科。1918年10月，北大新闻研究会创立，蔡元培被选为会长，李子洲积极加入该会，同时加入的还有毛泽东、罗章龙、陈公博等，他们都是新闻研究会的骨干会员。这是我国最早研究新文学的团体，被誉为中国新文学界的拓荒者。1919年，27岁的李子洲考入了北大哲学系，成为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得意门生，在这里，他深受熏陶，找到了一直以来苦苦寻求的光明——共产主义，心胸思想亦豁然开朗，明白了侠之小者为邻为友，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从此，真正踏上了腥风血雨的革命征程。

　　五四运动期间，李子洲作为北大学生会的干事，是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干将和组织发动者之一，并参加了火烧赵家楼革命行动。在整个北京学生界，他是一位很出色、很活跃、很有影响的人物，是公认的陕西学生运动领袖。

　　李子洲住在北京三眼井吉安所左巷6号寓所，此处居住的或经常前来的还有刘天章、杨钟健、杨晓初、刘含初、屈经文(即屈武)、耿炳光、方仲如、营尔斌、潘自力(北大学生)、杨明轩、魏野畴、魏惜言(北高师学生)等。他们与湖南新民学会创始人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等人成了对门邻居。他们首次相聚，自报家门，毛泽东说他是农民的儿子，罗章龙说他是农民的儿子，李子洲说：“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据罗章龙回忆说：“湖南新民学会的人对陕西籍的学生有所了解，特别是对李子洲的印象更深一些。别的姑且不论，单从身材、长相、胡须、举止诸外形方面来看，李子洲与李大钊十分相似。我们一谈到李大钊，便很自然地联想到李子洲了。”从此，陕西与湖南两地学生互相更加了解，为争中国人民的神圣尊严，为争中国的光明前途，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倡导科学与民主，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及传播马列主义等许多重大问题上，不仅思想一致，而且行动一致，并肩战斗，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国事，针砭时弊。

　　1920年，为使更多人了解当时社会黑暗状况和更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子洲与旅京陕西学生创办了《秦钟》月刊，1921年10月更名为《共进》。这一时期的李子洲像是上足了发条的闹钟，几乎天天奋笔疾书，发表了大量爱国言论、激进文章和解读共产主义的学说，号称共进社的“大脑”，更被小他一岁的毛泽东尊称为“北方之强”。在他和“共进社”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学生。魏野畴(1923年初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高材生，参加过五四运动，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共进社社员，负责编写出版《共进》半月刊;王懋廷(1922年，经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学生，参加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田伯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共进社社员;王复生(1921年王复生加入中共产党)，北京大学学生，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交往至深，友谊厚密，志同道合;杜斌丞、杨明轩、常汉三、何寓础等人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耿炳光、蔡南轩等人在北京大学毕业，他们都与李子洲关系交往密切。这一批人学历高、能力强、交涉广，成为中国最早觉醒的有识之士，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历尽艰险，不辞辛劳，付出心血，做出贡献。

　　特点之二：打破沉闷，宣传马克思主义，尝试建立党的组织

　　陕北是西北黄土高原的一部分，西北高东南低，植被破坏严重，水土大量流失，沟壑纵横，土地贫瘠。十年九旱，灾患频仍。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落后。

　　耿炳光

　　四师旧址

　　王懋廷

　　伟大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杜斌丞

　　魏野畴

　　榆林当时学生传阅的进步书籍 刊物

　　榆林中学

　　榆中平民学校旧址

　　辛亥革命后，榆林长期为封建地方军阀井岳秀所割据，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在教育救国的感召下，高等学府毕业的有识之士，纷纷来到家乡，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打破沉闷，使这块沉睡的土地一时沸腾起来了。

　　杜斌丞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谢绝了朋友的好意，毅然决然地回到偏僻荒凉的榆林，要“开拓新文化的处女地”。他就任榆林中学(简称榆中)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翌年，他担任榆中校长，力除陈规，锐意创新，废除旧的教学体制。他在开学典礼上宣布：“榆中的办学宗旨是德、智、体三育并重。”他指出，德的核心是要努力学习，将来致力于救国救民。他经常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树立远大的抱负;他引导学生既学习中国古代的文化知识，又学习世界近代的科学技术，主张“兼容并蓄”;他提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严谨治学、一丝不苟;他提倡科学实验，注重社会实践;他注重体育，“个人身体赢弱不堪成了陈独秀说的‘蒲柳之姿’，即使学习再好又能对祖国有何贡献呢?”

　　杜斌丞于1923年春至1924年，他聘请了杜斗垣、李鼎铭等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人士任教，聘请了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大学毕业生魏野畴、李子洲、王森然、呼延震东、朱横秋等知识分子到榆中任教。这些人到榆中后，积极宣传民主思想，大胆改革教学内容，提倡白话文。在教材内容上，增设新课程，传播新思想，由过去只学四书五经，改为大量选用《新青年》《独秀文选》《向导》等书刊上的文章，学习鲁迅、蔡元培、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还开设了社会发展史讲座，使广大学生大开眼界。为活跃学生学习气氛，宣传进步思想，师生结合教学，成立了以刘志丹为主席的学生自治会和青年学社、青年文学研究会、陕北教育改进会等进步团体组织，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学术、时局讨论，引导学生“讲民主、反封建，讲科学、反迷信，宣传新思想，反对旧思想”。

　　特别是魏野畴到榆中后，他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给学生讲解《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以及《新青年》《独秀文选》《向导》等书刊上的有关文章。魏野畴讲读书与救国的关系，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

　　魏野畴不仅在校内向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而且在校外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与当年蛰驻榆林的杨虎城促膝谈心，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谈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从靖国军的失败教训，谈到无产阶级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魏野畴离校后，李子洲到榆中任教，继续讲授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坚决支持刘志丹等青年学生开展革命活动。

　　于是，在这块红色土地上，教育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刘志丹、谢子长、刘澜涛、阎揆要、曹力如、郭洪涛、张秀山、张德生、贾拓夫、曹又参、王兆相、王再兴、王子宜、武开章、李力果、杜润滋、高岗等一大批思想进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骨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榆林革命领军人。

　　魏野畴到榆中前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通过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调动师生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尝试建立党的组织。由于魏野畴在校内外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学生中组织进步活动，名声大，非常红，便遭到井岳秀的敌视和社会上守旧势力的反对，无法在榆林继续立足，不到一年时间便离开榆林。李子洲随后到达榆中，他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因时间更短，不到半年时间就去赴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四师，今绥德师范学校)校长职务。在榆中无条件、没时间建立党、团组织，但它是陕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主要阵地，为创建党、团组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特点之三：创造条件，发展党员，建立陕北党的第一个基层组织

　　1923年初，李子洲由李大钊和刘天章介绍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毕业，李大钊委派他回陕西开辟革命工作。李子洲先到三原渭北中学任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1924年春应榆中校长杜斌丞聘请，担任该校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7月，接任了四师校长。

　　魏野畴和李子洲在榆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没有来得及建立党的组织。李子洲接任四师校长后，他不失时机地抓机遇，抢时间，除实行教学改革外，决心要把四师办成党在陕北创建组织和发展革命事业的重要基地。

　　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培养革命人才，教师是关键，必须聘任一批德才兼备的进步教师。李子洲对此非常清楚。开学前，他专程去北大找到当年同窗好友王复生，两人叙谈很久，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拜访李大钊，向他求助。李大钊非常高兴，大力支持，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了四师聘教启事。李大钊和王复生又经过反复考虑，便将王懋廷从咸林中学派往四师任教，协助李子洲开展革命工作。当时，李大钊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驻北京代表，负责“领导整个北方——东到东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南到直隶、山西，北到内蒙古等广大地区的建党和革命斗争”。李大钊是李子洲的革命导师，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罗章龙、王复生是他的北大同学，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发起人。他们四位亦师亦友，结为莫逆之交，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陕北建党工作方便起见，李大钊即决定李子洲和王懋廷同为北京党组织直属特别通讯员,任务是在陕北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从此，李子洲、王懋廷与北京党组织可直接往来，并确定秘密通信方法及联系地址。

　　李子洲公开招聘教师，在李大钊的大力支持下，王懋廷、王复生、杨明轩、常汉三、田伯英、何寓础、韩叔勋、蔡南轩等十余人前来应聘。这些人都是李子洲的同学，有的还是共进社的主要成员，个个德才兼备，是他实现终生宏大夙愿不可缺少的人才。8月25日,李子洲在四师开学典礼上对全校师生郑重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办学的目的不仅是为陕北教育事业培养新的队伍，更重要的是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起来改造中国，为实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而奋斗。

　　在李子洲的带领下，四师的面貌焕然一新，它成为陕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主要阵地。

　　李子洲明白，要传播马克思主义，要建立党的组织，必须吸取榆中的教训，与国民党上层搞好关系。他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周旋，与国民党绥德驻军石谦团长经常往来，甚至通过杜斌丞与井岳秀接触,以尽力维持学校的稳定,他不公开参加校内的革命和建党活动，具体组织活动交由王懋廷负责。

　　当时，四师只有李子洲、王懋廷两个党员，不具备成立党组织的条件。发展党员成为当务之急，李子洲把这一任务交给王懋廷，让他在教师中物色具备党员条件的人选。

　　王懋廷对此非常负责，经过深思熟虑，感到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经魏野畴介绍前来四师任教、负责共进社发展工作的英文教师田伯英，条件比较成熟，又和他同住一个宿舍。王懋廷便重点培养田伯英。他经常有意识地接近田伯英，向他讲解共产党的性质、远大的理想、奋斗的目标，让他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田伯英认识提高很快,便申请入党，经李子洲同意，由王懋廷向北京党组织作了报告。1924年10月，上级批准田伯英入党，并指示要在陕北成立党的组织。

　　11月,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根据中共三大章程，关于党的基层单位为党小组的规定，在四师成立起陕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绥德小组,直接隶属北京党组织，田伯英担任党的小组长。

　　特点之四：北方区委，远隔千山万水，是陕北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者

　　中共绥德小组成立后，与北京党的组织联系更加密切，李大钊也时时关心着陕北党组织的发展情况。

　　1925年春，李大钊派北京大学陕西籍学生、共产党员耿炳光，以于右任代表的身份，赴陕北完成两项工作任务：一是到榆林做井岳秀的工作，二是在陕北巩固、发展党组织的任务。耿炳光到榆林向井岳秀说明来意，并讲了许多三民主义的道理，井只迷恋自己的枪杆子，不接受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拒绝了于右任的要求。耿炳光便离开榆林前往四师。

　　李子洲是耿炳光北大同学，近两年未见。他们见面后分外高兴，屈膝长谈，了解学校建党情况。经过商量，最后决定进一步发展组织，在党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起陕北第一个党的支部。耿炳光指定李子洲任书记，归北方区委直接领导。春季开学后，李子洲为避免嫌疑，将党支部书记仍交由英文课程较轻的田伯英担任。

　　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对陕北党组织的发展十分关注，对李子洲工作很是放心，也很热心，经常派人前来指导，协助工作。1925年底，李大钊委派自己英文秘书、共产党员蔡南轩到四师，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协助李子洲等开展建党工作和农民运动;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调派上海大学毕业生、共产党员关中哲到绥德，开展革命活动。他们都有理论、有实践，参加过大城市的革命斗争。

　　1926年5月,中共北方区委再次派耿炳光来陕北,整顿党、团组织。6月8日在耿炳光的主持下，绥德党、团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实行党、团组织分开，并在中共绥德特别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即地委),隶属中共北方区委。地委，这个级别和机构是耿炳光带来的。地委，可直接收到国际文件、决议、指示，并对所在地区的一切负全责。会议选举书记田伯英、组织蔡南轩、宣传赵少西，机关驻四师高家祠堂。原中共绥德特支所属组织，统归中共绥德地委领导。

　　在北方区委的直接领导下，陕北党组织发展很快，到1927年7月，即建立起中共绥德、榆林、延安3个地委，23个县就有17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1个军队支部。从历史档案中查出，早在1925年四师学生中党员有白明善、杜嗣尧、乔国桢、邓重庆、马瑞生、马明方、霍维德、杜振庭、白作宾，杨应举、张肇繁、王士英、李明轩、冯又新、王进峰、崔凤荣、马瑞昌、高光祖、王兆卿、赵通儒等20多人;榆中有张肇勤、李登霄、郭洪涛、武开章、刘景象、李含芳、王季明、师俊伟、庄培等人;石谦部队中有阎红彦、李象九、呼延震西、史唯然、雷恩钧等人。这充分说明四师这个陕北党、团组织发源地的传播作用。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需要，榆林的部分党、团员被派往上海大学、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深造培训。他们返回后，大多成为红色种子，播撒在陕北各地，点燃了无数不熄的革命星火。许多党、团员日后成为西北地区农运、军运和工运以及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领军人物，使西北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生生不息，成为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陕北党组织建立后，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向陕北旧的封建势力展开挑战，使沉睡的陕北，苏醒了，沸腾了，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组织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冯玉祥在北京倒戈后，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是，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通告各地党组织全力促成国民会议的召开。陕北第一个党组织虽建立不久，但积极响应，在田伯英、李子洲、王懋廷的领导下，及时召开会议，决定组织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经筹备，于1924年12月在绥德成立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绥德与广州、上海、北京等，是全国仅有之不顾一切艰难险阻，公开迎接孙中山北上的4个地区。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派王懋廷、白明善为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同时，组织四师和榆中两校学生利用寒假回到本县进行宣传，散发传单8000多张，在10多个县先后成立了促成会分会。

　　当得知孙中山逝世后，绥德召开群众大会，进行隆重追悼，并组织讲演队到各县演讲，对唤起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推动陕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到了巨大作用。

　　——帮助国民党建立基层党部。大革命初期，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地方没有基层组织。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的组织帮助国民党建立地方基层组织，王懋廷到榆中经过大力宣传，建立国民党榆林临时县党部，由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后为共青团)主持党部党事工作。按照中央要求，党、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组织。为限制国民党右派在陕西的活动，陕北党的负责人李子洲、王懋廷建议杨明轩参予筹建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艰辛工作，1925年9月26日，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举行成立大会，选举杨明轩等9人为执行委员，绝大多数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保证了临时省党部的性质和坚决执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立场。截止9月，全省有4个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其中3个就建在陕北的绥德、榆林、佳县。

　　四师、榆中学生中的一些共青团员、共产党员被派往各县组建国民党县、区党部，从事国民党的党务活动，陕北的国民革命运动广泛开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广泛开展平民教育。随着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陕北的传播，关键问题是改变人民群众的观念，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平民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1924年暑假期间，李子洲和几位教师接办了绥德平民学校。平民学校不分男女老少，工人、农民均可免费上学，参加白天学习的有30多人，夜校学习的有40多人。截至1927年平民学校共招收26个班，680多名学生。

　　榆中教师王森然提议开办平民学校，为榆林惠记工厂的劳苦工人义务讲课，得到杜斌丞的支持，并在榆中修建校址。杜斌丞任名誉校长，刘志丹、王子宜任主任。由王森然指导榆中学生会、青年文学研究会、教育改进会的学生，自编教材担任教师。

　　两所平民学校，师生和工人、农民常来常往，频繁接触，便于开展党的工作，许多学生提高了思想认识，加入党、团组织，为参加革命奠定了基础。平民学校也成为党组织活动的中心指挥部。

　　——成立社团组织，开展革命斗争。陕北成立第一个党的组织之后，青年团组织也相应地成立。党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需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各项活动。于是，各种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地成立、发展、壮大。四师、榆中等陕北较大的学校首先成立自己的组织——学生会，向外宣传，联系各校，不久，陕北学生联合会也顺利成立，由共青团统一领导。学生不仅在校内活动，而且走向社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工农群众成立工会、农民协会，在开展各种革命斗争方面，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1925年6月，绥德党团组织，针对绥德县衙和国民党驻军，设立“骡柜”组织，专门敲诈勒索脚户，在平民学校召开“脚户自保大会”，提出不准“骡柜”拉差的口号，并打了“骡柜”的人，迫使绥德县衙取消了“骡柜”组织，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是大革命时期学生和工农联合斗争的首次胜利。

　　榆林总工会成立后，中共党团组织通过工会做惠记工厂工人的工作，举行全厂总罢工，提出增加工作;实行8小时工作制;工余时间工人行动自由;取消各种私设刑具和牢房;改善工人伙食，工人有组织工会、实行罢工的自由等条件。国民党井岳秀迫于国民革命军北伐不断取得胜利和社会舆论压力，基本接受罢工条件。榆林历史上第一次工人阶级有组织的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声讨新老军阀的罪行。蒋介石在上海政变后，残酷捕杀共产党人。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陕北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者李大钊，以及其他19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残杀，噩耗传来，陕北各界人士义愤填膺，愤怒声讨张作霖，沉痛悼念李大钊。中共榆林地委以国民党榆林县党部的名义，隆重召开“四二八死难烈士大会”，介绍李大钊光辉的革命一生，控诉奉系军阀祸国殃民、镇压革命志士的暴行，号召人民振奋精神，继承烈士遗志，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绥德、神木、清涧、横山等县召开不同形式的大会，中心议题都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老军阀”，这是各界人士的共同心声。5月19日，陕北23县各界代表汇聚榆林，在榆中大礼堂召开会议。中共榆林地委书记、国民党榆林县党部执行委员马云程主持会议，严厉声讨蒋介石、张作霖的罪行，揭露井岳秀及各县地主劣绅相互勾结、鱼肉百姓的事实，进一步唤醒民众，团结群众，推动陕北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综上所述，陕北党组织是由中共北方区委批准创建的，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发展组织，开展各项工作。两年多时间，建立了绥德、榆林、延安3个地委，关键是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许多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担任国民党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凡重大事件都由国民党党部的名义召开会议，组织活动，使大革命运动在陕北榆林能够跟上全国革命步伐，轰轰烈烈地在陕北大地上进行。

　　(榆林市老促会 任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