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汀，这个位于闽西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等人的名字以及“中央苏区”“红军故乡”有着紧密关联。根据官方数字，在20世纪30年代那段峥嵘岁月，小小的长汀县，有2万多名儿女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我家也有位老红军，她是我丈夫的祖母，名叫廖享享，生于1914年，1932年4月参加了红军队伍。她是残酷战争的幸存者，从磨难中走过来，1998年5月去世。老人在世时，珍藏着一张照片，是她与当年的战友俞炳辉（连城籍，1929年参加革命，1932年入党， 1955年授大校军军衔，曾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2004年6月病逝）的合影。老人生前经常拿着这张小照片，讲述她在战争环境中所经历的死里逃生的故事：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长汀县境内的四都乡（今四都镇）。红四军在这里建立了秘密农会、赤卫队、工会、革命委员会等，同时积极筹集军饷，扩大红军队伍。我17岁那年参加了红军队伍，被分配到福建军区后方医院长汀县南阳茶树下第一分院当护士。分院的院长是罗化成，政委是王永华，团支书是张招娣。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我学会了急救、护理的基本知识，经过工作实践，救护能力逐渐提高了。因为我勤快、好学，对护理工作耐心、细致，所以给当时的医院首长和许多伤病员都留下了好印象，他们都亲切地叫我“小享子”。

　　由于战局变化，在我参军半年后，分院迁到了涂坊乡（今涂坊镇），我们这些女护士也随之前往。1933年4月，我又被调到离四都15华里的濯田乡（今濯田镇）水头村。5月，我们又转移到四都。随后我又被分派到策武乡（今策武镇）策田村。到策田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奉命在松毛岭阻击敌军。我被医院领导派到前线地带的中复村附近，负责救护伤员。战场上敌我双方搏杀惨烈，不断有红军伤员被抬到战地救护所这里，不下千人。我们夜以继日地抢救、护理伤员。由于人手不够，再加上救护所条件简陋、药物匮乏，伤员得不到有效救治，伤势较轻的只能咬牙硬捱，经简单包扎后，又回到阵地上继续战斗。很多重伤员来不及转运到后方医院就牺牲了。我们根本没时间伤心，只能一边流泪一边不停地清洗、包扎、抢救、护理……我们在那里呆了七、八天，战斗结束后，又回到四都后方医院。在将伤员抬回医院的途中，遭到敌机轰炸，又有一些战士和群众伤亡，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934年秋，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北上（长征）的前夕，福建军区后方医院转移到了四都乡谢坊村。在那里待了两个月以后，医院院部就解散了，解散时组织给我们每人发了两块银元和十几两盐。上级将伤病员分散到群众家里养伤、养病，并且把医院的女护士也分派到群众家里继续照料伤病员，红十九团负责配合、掩护我们。当时，我和沈玉兰、邱三妹一起被分派到小金村乌家塘的群众家里，负责看护20个伤病员。为了接纳我们这些人员，村民们毫不犹豫地腾出了自己的房间，而自己却住在山寮里。为了照顾好分配到每家每户的伤病员，村民们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把好吃的都让给他们。

　　不久，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乌家塘。为了报复乌家塘的村民收留红军伤病员，敌军下了一道罪恶的命令：将乌家塘村杀光、烧光，夷为平地。我们只得把伤员转移到江西大塘面，然后和一些自己能行走的伤员跟随红军十九团（团长是余国平，政委是林国玉）转移到归龙山、鸡公寨山上，化整为零，继续与敌军展开游击战。当时的生存条件异常艰苦，缺衣少食，只得挖野菜、打野兔、采野菌……有时刮风下雨也在山上跑来跑去找吃的，运气好时能勉强填饱肚子，要是运气不好，就只能忍饥挨饿了。有时敌人上山来，我们既要保存实力，又要机智地和敌人作斗争，处境极为险恶。

　　我们在山上坚持了三个多月，因为敌人上山“搜剿”越来越频繁，我们被迫往江西方向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不断遭遇敌军的围追堵截，队伍终于被打散了。我和十几个红军战士在江西田新被敌第六师包围，最后被俘。敌人起初把我们抓到江西会昌，后又于1935年春天押回长汀县城。当时我有一个姑姑在县城居住，她听到我的消息后赶来，把我从狱中保释出去。记得那时，敌人对我们这些长汀籍的女红军战士相对比较宽大些，只要有亲属前来认领、保释就可以放走。对那些男红军或外地籍贯的战士则是动不动就毒打、枪杀，许多红军战士被敌人残酷迫害致死，包括陆定一的原配夫人唐义贞和胡政委、胡营长（具体姓名不知）等人。其中唐义贞的牺牲尤为惨烈，她先是被敌人严刑拷打，后又拉去枪杀。我听同村的红军战士陈六嫲说，因为唐义贞趁松绑时吞下了一份文件，敌人竟然残忍地剖开了唐义贞的胸膛，掏出了她的内脏……唐义贞中弹时尚未断气，她是被活活痛死的啊！

　　我姑姑把我保释出来后，送我回四都老家。当地的反动派知道我是当过红军的，扬言要把我抓到武平去卖。我只得东躲西藏，有时躲到山上，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有时乔装成乞丐乞讨，吃尽了苦头。后来，我的父母托人递来了消息，叫我躲到四都圭田村的姑婆家去，在那里躲藏了半年多，我与组织也就失去了联系。

　　就这样，我一直等啊、盼啊，终于熬到了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当了八年的村妇联主任，尽心尽力地为群众服务。后因年老多病，在家颐养天年。解放后，有不少老同志来信寻找或亲自来访。1984年，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王香雄（连城籍）也写信到四都政府，查找我这个当年的“小享子”。他还记得我当年护理过他，在信中对我记忆很深。1985年春天的一天，俞炳辉到四都来时，曾亲自把我接到四都乡政府谈话，并把谈话内容录了音带走，临别时还与我合影留念。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以及有关首长一如既往地关怀着我，使我深受感动。现在我年老多病，当地政府并没有把我们这些老红军战士遗忘，令我们深深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感谢党组织、感谢人民政府！

　　以上所述，是我根据老人年复一年的喃喃絮叨整理出来的，这是她血与火的青春岁月。

　　据国家民政部统计，在革命战争年代，全国牺牲的革命先烈约有2000万人，但有名可考的烈士只有近200万人。是的，有多少闽西的优秀儿女倒在长征途中！有多少闽西的中老年人看了影视剧《血战湘江》《绝命后卫师》《绝境铸剑》而泪流满面！

　　有这么一个红军群体，他们因伤残或其他种种原因而离开队伍，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失散红军。他们中有着说不完的悲壮、凄凉的故事，尤其是失散女红军，她们中不少人遭受了敌人对其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又长期饱受歧视，这些人的命运、遭遇更是充满着血与泪……我家老人常说：比起她们，我是幸运的，我很满足了。

　　何谓青春无悔？我在我家老人身上找到了答案。她没能跟随大部队征战到底，但她一样体会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喜悦；她一直缅怀战争岁月，怀念牺牲的战友，为自己曾经是一名红军女护士而感到自豪，更为活着的战友没有忘记她而深感欣慰。

　　（范晓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