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江悠悠流经福建省长汀县新桥镇江坊村，这个依山面水的客家村落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在初春的阳光里尽情铺展自己的美丽憧憬。今年105年的邱四嫂，在这个已经生活了80多个年头的小村庄，也流传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传奇。

　　作为一位百岁高龄的老红军，她在晚年收获了一份份惊喜：2014年11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上杭古田召开，专程派代表前来慰问并为她体检;2015年，龙岩市人民政府为她颁发了“百岁寿星”牌匾;2016年，获颁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一枚。时至今日，老人仍然精神铄快意享受每一个福寿康宁的昼夜。走近这个热情爽朗、慈祥和霭的老寿星，老人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们：“当年我是红军的卫生兵”。

　　剪掉辫子当红军

　　“我1915年出生在长汀县河田镇的芦竹坝黄坑口村，原来名字叫邱三金。后来嫁到新桥，老公排行第四，大家就叫我邱四嫂。我的父母亲都是贫苦农民，我从小放牛、砍柴，饥也是一餐饱也是一餐。1929年3月，朱毛红军打下了汀州府，长汀各地都开始‘闹红’，到处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分给穷人。共产党和红军帮助穷人闹翻身、求解放，劳苦群众积极拥护。这一年的7月间，长汀南部的南阳、宣成、涂坊、河田率先后举行武装暴动。河田暴动成功后，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小孩子，都参加了苏维埃的儿童团、少先队组织。这个时期长汀的各个乡镇还没有完全建立红色政权，有的地方反动势力很顽固，苏维埃政权时刻都有受到攻击摧残的危险。河田的共产党负责人李震东，因为搞暴动被国民党郭凤鸣的保安部队抓到长汀杀害了。

　　1930年初春，长汀各地的工农暴动队伍陆续成立了游击队、赤卫队，配合红军主力部队作战。有一天，红军部队的宣传员来到我们村里唱歌、讲演，提着石灰桶在房屋墙上写标语，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大家参加红军。我们当时想参加红军有饭吃，不受人欺侮，芦竹几个自然村的十几个青年男女，就这样一起到河田区苏维埃政府参加红军。说是参加红军，可起初没有发枪，也没有发军装，只有发一个红布的臂章，臂章上写着各自的姓名。我们扛着一根梭标，跟着红军和游击队到处出击。

　　这一年我虚岁才15岁。为了当红军，我把辫子也剪掉了，心里很舍不得，可是部队有规定，不能留长辫子。后来整天行军打仗，每天都是满身汗满身泥，我这才觉得剪掉辫子是对的。芦竹坝的范云龙比我大两岁，个子长得高大壮实，他读过几年私塾，又会武功。我们刚开始都在乡苏少先队，天天一起操练。参加红军后，他在朱毛红军第五纵队王仰颜司令的身边当通信员。当时红白斗争很激烈，我们的势力还不够强大，部队随走随驻。形势好的时候可以住在村庄里，形势不好的时候就在高山密林里驻扎，时刻要防备敌人来进攻。后来，部队又多次整编，一起参加红军的战友有的编入12军，有的编入第一军团。感谢王仰颜司令的关心，我在部队当上了卫生兵。”

　　看护学校当学员

　　“王仰颜是长汀县委的重要成员，长汀早期的革命领导人之一。他是新桥人，家里原本是大户人家，田地谷米多。参加革命后，他动员家里把家产都拿出来分给穷人，家里人都说他是‘败家子’，但是穷人欢迎他、佩服他，都愿意跟着他闹革命。王仰颜指挥汀东工农大暴动，组建了汀东游击队。带着汀东游击队开到汀南配合红军作战，在南阳、宣成、涂坊、濯田一带打民团、斗地主。

　　红军和游击队行军打仗今日东、明日西，上级有命令随时要出发。我们不但在长汀打仗，还去过连城、宁化、清流一带。我记得1930年5月端午节前后，王仰颜带领长汀游击队从新桥、馆前出发，经过宁化，配合红军攻打清流县城。打下清流后，活捉了国民党的县长，解救了被关押的群众，筹集到了好几千块大洋。这一仗，打出了红军游击队的威风。1930年的6、7月份，汀南、汀东的游击队开到四都整编成红军第五纵队(属红四军)。王仰颜当总指挥，但我们都叫他王司令。王司令比我们这些年轻战士年龄大，当时30多岁了。他文化知识很高，爱交朋友，说话办事有个性，在部队、地方的威望都很高。王司令性格豪爽，打仗很勇敢，生活上很关心我们这些年青战士，大家又怕他又敬重他。

　　红军游击队到处打仗，真刀真枪和反动派斗争，随时都会出现各种伤病员，伤员越多，对医护人员的需求越大。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王司令和傅连暲医生很早就商量开办看护学校，为红军培养医务人员。傅医生是我们河田伯公岭人，医术高明，对革命贡献很大。他和王仰颜是老朋友，关系很要好。到了1931年底，上级通知叫各个大队挑选手脚利索、做事勤快的小兵去学医，我也被选上了，不用花钱就能学医，我心里可高兴了。这一年我事后我才知道，当看护学校的学员是有条件的。必须是愿意为苏维埃服务，工作积极，身体健康，没有传染病;思想活泼，性情不急躁，初识文字，年龄也不能太大。可是因为会识字的兵太少，我这个没有文化的乡下妹子就蒙混过关了。

　　这一年，我虚岁17岁。看护学校设在汀州城的万寿宫里，这里是一座道观，红军借用作为卫生学校。由福音医院的傅医生当校长。我们在这里学习辨认各种西药、中草药，练习包扎、止血、清理伤口、打针，隔一段时间就要组织考核，检查学员的学习情况。一些文化程度高的学员另外安排学习普通内科、外科的诊断，后来分配到部队当医生。我们只能当护士，边学边做，学了2个月，毕业的时候，朱德军长还有来参加毕业典礼，鼓励我们把学到的本事用在战场上。听说后来红军看护学校后来搬到江西瑞金去了，为苏区培养了更多的医护人员。看护学校毕业后我分配在福建军区模范团，范云龙在模范团赤少队独立第一连当指导员，我在赤少队当卫生兵。”

　　反“围剿”战场逞英豪

　　“红军打仗到处走，我们跟着部队去过江西、广东，还有福建的建宁、泰宁、宁化、永安等好多地方，战场上枪炮子弹满天飞，流血牺牲是常事。我们卫生兵的工作就是救护伤员，挂花、炸伤的伤员，包扎止血后，由担架队抬到后方医院救治。刚开始看到战友受伤、残废，浑身血淋淋，会怕、会哭，慢慢的心就硬了，没有功夫哭了，救人最要紧。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年。

　　到了1934年春，我19岁了，苏区反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毛主席没有指挥权，红军部队越打越少，苏区地盘越缩越小。我和范云龙等人跟着部队来到江西会昌和福建武平交界的筠门岭，这里是苏区的南大门。国民党广东军有三个师的兵力，他们有飞机大炮支援，对红军阵地狂轰滥炸，红军损失惨重。在突围战斗中，范云龙带队冲锋，腰腹部中弹，满身是血。我给他包扎后，和担架队一起把他抬回长汀四都的红军医院救治。在这里呆了几个月，形势更加紧张。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离开了瑞金，四都的红军医院搬到内山的谢坊村，和福建军区的领导机关合并在一起，开始在四都、红山的高山密林中打游击。

　　1934年的年底，天寒地冻，福建军区游击队在红山的赤土被国民党包围了，这次突围打得很惨，牺牲了很多红军。范云龙左手虎口被打烂了，我们退到武平与长汀交界的濯田一带。一路没有消毒药，只能用盐水洗洗伤口，我采了草药，捣烂了给范云龙敷伤口。1935年春天，上级命令分路突围，范云龙担任长汀游击队的参谋长，带了一部分人员转移到濯田水口的东坑。东坑是一条狭长的山谷，四周都是茂密的树林，易守难攻。这里的群众支持红军，范云龙把警戒分队安排在山岽头，把所有伤病员集中在东坑西边的一个山窝里。这里有一个很深的山洞，可以容纳几十个人。重伤员住山洞，山洞不够住，大家动手搭山寮，开办了一个简陋的临时救护所。没有药品，医护人员就挖草药，想方设法为伤病员治疗。那时候年轻，也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累!

　　在东坑驻扎了一段时间，国民党部队和当地反动民团又包围过来了，红军游击队人少，又少枪缺弹，打不过他们。为了掩护伤病员转移，游击队的一个营长带队反冲锋牺牲了。东坑战斗后，长汀游击队基本上被打散了。后来，我和范云龙等人转移到河田、涂坊交界的驴子岭。在这里扎了几天，又遭到民团的袭击，范云龙枪法准，连打三枪打掉了三个民团，杀出一条血路。不过他自己也受伤了，我给他包扎好伤口后，跟着他冲出了敌人的包围。我们一直被民团追杀，过后在一次转移中各奔东西，失去了联系。

　　中央苏区被国民党侵占后，我们这些当过红军和苏区干部的人员，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关押。家属只能通过各种关系，花钱为我们赎身保命。后来，家中也不能住了，随时会遭到反动民团的敲诈和迫害，只能一边打零工、一边到处投靠亲友。濯田、四都、蓝坊、三洲、汀州，哪里有活干就奔哪里。有时走到半路，遇上好心人给我一点地瓜、米饭，我再饿都不敢吃，生怕坏人下毒。又过了年把时间，我在汀州城做工，经人介绍嫁到新桥江坊安家……”

　　回首往事，老人的语调时而低沉时而激越，时而陷入难以自拔的缄默和伤感，浑浊的老泪偶或溢出迷蒙的双眼，沟壑纵横的脸庞仿佛雕刻着一生的风雨磨难。走过硝烟战火，穿越荆棘泥泞，所有的过往都已成为人生最温婉的风景、最深情的呢喃。此刻，只有眉目间百年不变的壮阔与豪情，清晰地展现出老人内心的风轻云淡、健硕饱满。

　　(长汀县老促会 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