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归”是一个近年来广受媒体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群体，尤其是去年12月10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第十八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发表的《寻找“红利”新源泉》主题演讲，从更直观的角度对这一群体创业就业活动给予了全面解读。从字面意思来看，“城归”，一般指的是从城市返乡创业的经商农民、中青年农民工，也包括一部分从农村走出去的大中专毕业生和退伍军人，相比老一代农村外出人群，“城归”有更多光环。他们既有一定的学历基础，又在城市打拼多年，可以说是集技术、资本和市场经营能力于一身。正因为如此，“城归”发挥着引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的作用。在全国上下脱贫攻坚战正酣之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脱贫攻坚战中“城归”将承担更多的职能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脱贫攻坚已成为当前最紧迫的民生事业，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政府绝不能唱“独角戏”。一方面，同贫困群众脱贫的现实需求相比，各类财政扶贫资金还存在较大缺口，对贫困人口个性化帮扶还存在不小差距。另一方面，脱贫只是手段，实现贫困群众持续增收致富奔小康才是最终目标，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势在必行。“城归”介入这一领域是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可以有效发挥其比较优势，形成政府扶贫外的重要补充。目前，综合来看，“城归”助力脱贫攻坚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其一，以人的回流为契机，全面提升贫困村村级治理能力。农村的贫困原因多种多样，在这其中，人的流失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人的流失所造成了村级治理能力弱化的现象比比皆是。诸如，农村“一事一议”活动在一些地区异化为“事难议、议难决、决策难以执行”的尴尬处境，甚至一些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事务出现了无人发起、无人参与的现象。即便是近年来贫困村广泛实践的以民主程序评议贫困户，在少数地区却出现了民主程序形成了不民主结果的尴尬局面。上述种种现象又通过多种形式演变成群众同村组干部的矛盾，阻碍了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人才缺失的背景下，一些建档立卡贫困村的村级农业发展公司、农业生产合作社、电商服务中心大都是村两委组织牵头组建的。但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村级组织工作量直线上升，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组和帮扶单位未形成工作合力的情况下，本就羸弱的村级组织存在超负荷运转的风险。“城归”的回归无疑成为村级治理能力提升的源头活水，许多基层党组织、村委会吸纳“城归”这一干事创业的生力军后重新焕发生机活力。此外，人才的回流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原子化状态，提升了贫困人口自组织能力，进而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加速农村脱贫攻坚进程。

　　其二，加速推进贫困农村农业产业化进程，辐射带动更多贫困人口脱贫。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贫穷落后，同农业发展状况直接相关。虽然近些年来，包括粮食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在内的惠农富农政策持续发力，但农业的低附加值问题和农民远离市场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惯性作用依然存在。农业生产成为了地区经济体系中的“鸡肋”。在其传导机制的作用下，农民增收处在了“爬坡过坎”的困难时期。由于贫困的长期存在，贫困群体一度演变成典型的“生存小农”，更加倾向于直接到户类的输血型项目，对于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型项目依然心存芥蒂。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廉价的土地租金和人力成本，以及国家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契机，使得越来越多的“城归”开始涉足现代农业。同其他外部主体相比，“城归”的农民身份和创业潜力对于贫困农民来讲是一种显在亲和力，无形中增加了更多认同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以往市场主体同农民谈判时造成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此时，“城归”牵头创办的农业发展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民宿经济等直接推进了农业集约化、产业化发展步伐，吸纳更多贫困人口就近就业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

　　其三，发挥“城归”的示范作用，助力贫困人口精神脱贫。精神贫困的形成是区域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家庭教育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贫困文化长期发酵下形成的一种固有现象。因此，精神扶贫一直都是脱贫攻坚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精神贫困的典型表现是贫困人口缺乏自我脱贫的主观愿望，一味地依赖外部扶贫力量的帮扶，甚至有贫困户在家庭生活条件达标后也不愿意脱贫退出。现实中，部分“城归”进城前生活质量也同样不高，甚至少数人群一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经过进城务工后的努力打拼，这一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开始慢慢过上了物质充裕的生活。这样一种直观的变化无疑具有极大的传播效应，这就意味着“城归”在精神扶贫领域承担着示范引领的作用，有利于加速形成劳动致富、脱贫光荣的良好氛围。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城归”投身到脱贫攻坚主战场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资金短缺、经验不足、市场垄断以及农村专业技术人员缺失等是显在制约因素。为此，必须坚持科学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城归”们回得来、稳得住、创得成。

　　一是加速补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要深刻分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和区域差异等现实问题，通过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和统筹整合各类财政涉农资金，着力解决制约农业生产的关键问题，以软件、硬件达标为突破口，给“城归”们及时送上一颗定心丸，切实解决“城归”创业地区分布冷热不均的现象。同时，从侧面来看，这一举措也是进一步增强贫困人口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抓手。一个可喜的变化是，部分省份率先探索的城乡户口一元化改革将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增量变革开辟新路径。

　　二是用好用活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是国家的一贯方针，新世纪以来，中央已连续十多年发布一号文件。尤其是2016年下半年，以“土地三权分置”为代表的新一轮惠民力度之大更是绝无仅有。但一些“城归”群体创办的民宿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可以享受哪些政策扶持和税收减免优惠在一些地方尚未明晰，以土地经营权为抵押拓宽农业企业融资渠道还存在一些阻碍因素，这些都成为下一步应该重点关注和落实的议题。

　　三是切实推进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定位始终是一个恒久的话题，也必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关注点。在这其中，涉及到理念意识的提升，必须认识到，“城归”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新鲜血液，绝不是都市竞争机制的挤出者和逃避者，政府需要在其企业登记注册、雇工投劳、技术服务、纳税申报等多个环节进一步健全服务制度、规范服务流程、优化服务方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探索建立规范化的“城归”创业孵化基地。

    （供稿：广安市扶贫移民局 李广文）